本期我们一起读《边城》，走进沈从文笔下的那个湘西。一个老人，一个女孩，一只黄狗组成的“田园诗”为什么能影响三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主流？见义让利，这种风俗习惯能否延续？兄弟亲情与个人爱情，怎样抉择？为什么众多好人好心好意合起来做成一件坏事？
刚刚读完少年激情的《家》、浓墨重彩的《子夜》，还有狗血煽情的《官官的补品》、灯红酒绿的《上海狐步舞》，现在我们突然要面对一首忧郁的田园诗——《边城》。所以三十年代的中国（至少在文学里边）风光各异，一言难尽。国家也好，文学也好，幸与不幸，均非一句话、一个词能够全面概括。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一条官路，一个地方，一条小溪，一座小塔，一户人家，一个老人，一个女孩，一只黄狗，假如我们不算这个“有座白色小塔”，那也是七个“一”。
文笔和画面上都清淡朴素，有点像丰子恺画的儿童画，或者套用当代西方术语就是“极简主义”。为什么这么一个偏僻山村的老人、少女、黄狗的故事，竟影响到了三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主流呢？
《亚洲周刊》评选《边城》排在“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的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为什么这么边缘的故事，这么冷僻的人和事，竟会影响社会的中心和时代的主旋律呢？这就要从社会中心当时流行什么主旋律谈起了。
一、背景：苦难乡村、城市危机、新旧冲突
我们前几期读了沈从文的《萧萧》《柏子》《丈夫》，又读了其他小说家所勾画的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
一、苦难的乡村。这种苦难从麻木的祥林嫂、闰土开始，后来到了《官官的补品》，就发展到地主少爷喝农妇奶、输农夫血，最后目睹农民造反被杀头。
我们再看看《子夜》里边的乡村混乱，还有茅盾描写农村破产的小说《春蚕》，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等等，我们以后还会读细节更惨不忍睹的萧红的《生死场》。所以“乡村苦难”是三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一个基调。
二、和农村破产直接相关——大城市看上去十分繁华，但充满危机。不同流派的作家，靠近左翼的《子夜》，新感觉派的《上海狐步舞》，红男绿女，五光十色。中间是什么？父亲送女儿上富人之床，老妇求路人关照她媳妇儿。上海——建在地狱上的天堂，这是左联和新感觉派的一致看法。
三、贯穿在苦难乡村和都市危机中的，是同一种家庭式的社会结构问题：年轻人必须顺从老人，权力大的说的话就是真理。
三十年代文学主流——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困境提出了反叛、控诉、挑战。
所以在城乡背后是新与旧的冲突，在新与旧的冲突背后，是西方（欧美文明）与古老中国的对抗。——这就是《边城》的背景。
二、存心放弃了多数读者
在这么一个苦难乡村、城市危机、中国的人伦陷入困境的情况下，这个“一溪一塔，老人、少女、黄狗”的田园牧歌，它不是陶渊明的“离开世界”，其实是积极的、“堂吉诃德式”的干预入世。
沈从文对于这个当时的主旋律、现代性的思潮——乡不如城，旧不如新，中不如西，他有着非常清醒的保留，所以读《边城》我们一定要读小说的题记。
题记说的是什么？说的是我这部小说是写给谁看的，或者更直接的，我这个小说是为了反对什么、提倡什么而写的。
沈从文说有两类人不会喜欢他的作品。这种情况很少的，一般作家写个前言或者写个评论都希望得到多一点的读者，很少有人一上来就说“哪几类读者我先排斥”，沈从文有乡下人的固执、骄傲。
他说，“照目前风气说来，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及大多数读者，对于这种作品是极容易引起不愉快的感情的。”他这句话排斥了两类人，一类就是评论家，第二类指的是大众，这个大众不是包含政治含义，指的是城市里大部分的普通读者。
但是这两类人不喜欢《边城》的原因是不同的，又有相通之处，沈从文说，“前者表示‘不落伍’，告给人中国不需要这类作品，后者‘太担心落伍’，目前也不愿意读这类作品。”
这么看来，沈从文也不是跟批评家、大众较劲，他较劲的是“是不是落伍”，较劲的是那个潮流。
他说，“‘落伍’是什么？一个有点理性的人，也许就永远无法明白。”有理性的人没法明白，就是说人在潮流面前的软弱、盲目、可怜，呼应徐志摩的诗《我不知道风是在往哪一个方向吹》。
沈从文明言：“我这本书不是为这种多数人而写的。念了三五本关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问题的洋装书籍。”注意，他特别点出洋装书籍，“或同时还念过一大堆古典与近代世界名作的人，他们生活的经验，却常常不许可他们在‘博学’之外，还知道一点点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事情。”
显然沈从文的意思就是说，这些理论家、批评家，他们的知识结构、思想规范有问题，看书看得已经看不了中国现实中的“边城”了，他们只会在书本上左倾、激进，甚至革命，他看不到中国社会的某些地方，包括边城、乡村、人伦意义。
“他们既并不想明白这个民族真正的爱憎与哀乐，便无法说明这个作品的得失。”要明白这个民族真正的爱憎与哀乐，这个就道出了沈从文小说的高远志向。
所以他之前之后写的小说也写乡村苦难，也写城市繁华，但不同于巴金等人对于传统人伦关系的彻底决裂，在沈从文那里，中国传统人伦关系维系的社会秩序还能不能在现代存在下去，变成了一个极严肃的问题。
在巴金、曹禺他们看来，中国这个传统社会的腐败太有问题了，但是它们的灭亡是没有问题的，革命是必将到来的。沈从文正好相反，沈从文觉得乡土人伦秩序是美好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在现代能不能存在下去，却是有问题的。
对文学家、批评家，沈从文是取了一个抗争的姿态，可是对文学爱好者和大、中学生，沈从文认为他们诚实、天真，但是“他们为一些理论家，批评家，聪明出版家，以及习惯于说谎造谣的文坛消息家，通力协作造成一种习气所控制所支配，他们的生活，同时又实在与这个作品所提到的世界相去太远了。”
所以在沈从文看来，城市青年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就被时代操控，赶时髦；第二个就是离乡村，离这个真实的世界太远了。所以沈从文说，“却早已存心把这个‘多数’放弃了。”
放弃了评论家、大学生——不仅在当时，哪怕在今天，这也是现代中国小说里最基本的受众。放弃了这么两类人以后，沈从文的《边城》准备写给谁看呢？准备写给翠翠、傩送他们的同乡看吗？当然不是。
从鲁迅开始的乡土文学从来都不是以农民为假想读者的。沈从文的理想读者，是一些“本身已离开了学校，或始终就无从接近学校，还认识些中国文字，置身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说谎造谣消息所达不到的那种职务上，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
这个要求非常苛刻、非常高，仔细分析会发现他的要求是三条：一、远离学校，又懂中文，我们说过现代文学的两个轮子，一个是报纸传媒，关注大众；一个是学校教育，培养青年。
胡适介绍了沈从文到大学教书，虽然沈从文没有学历。没有学历却到大学教书的沈从文又自卑又自傲，所以他对当时的学校失望。1949年的时候，北大学生用大字报转抄郭沫若批判沈从文的文字，沈从文当时还要自杀。
比较反讽的是，几十年后沈从文的作品也是在大学里开始重新走红，现在关于他的博士、硕士论文数量，据说仅少于鲁迅与张爱玲了。
第一是要离开学校，第二个要求是还要在那个社会生活，那就是说要有底层边缘的生活经验，这倒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要求。
第三个要求最高了，那就是要极关心全各民族时空条件下的好处与坏处。我看阿城、韩少功、史铁生、我们这些知青都颇符合沈从文在三十年代的理想，离开学校又识字，底层生活经验，还要关心民族兴亡。
沈从文说，“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
三、对古老中国传统的信心和怀疑
沈从文并不否认乡村苦难、城市危机，他和三十年代主流的主要分歧，是对古老中国传统，他仍不失信心。在《边城》里，这种对古老中国的悲壮信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都是既是信心，又是怀疑。
一是见义让利，这种风俗习惯能否延续？二是兄弟亲情与个人爱情，怎样抉择？三是为什么众多好人，好心好意合起来做成一件坏事？
在香港岭南大学教现代文学，讲到《边城》我总会问同学，说“如果真有这样的地方，你们去不去？”举手愿意去那里生活的同学逐年减少，愿意在边城生活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他们开始说半年可以，几个月可以，现在他们就说不能上网。
但不管怎么样，还是有同学喜欢《边城》里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说那样的地方不看重钱。摆渡老头不收钱，因为政府已经给过补贴了，有人硬要给过路费，他就回赠茶叶等等。
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香港，见义让利已经是一种神话了，但尽管如此，按沈从文的说法“人心深处仍有过去伟大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不过小说男主角傩送以及他的家人，后来还是要在渡船与碾房之间选择婚事，经济的因素，事实上仍然在影响淳朴的民风，这是第一层最表面的信心与解构。
第二层信心与解构的关系更加戏剧性了，那就是两个有钱人家的兄弟，同时看上了一个穷女孩，居然没有强求巧夺，而且定了君子协定——我们来唱山歌求这个女子的芳心。
大哥唱不好，弟弟代唱，一天隔一天，这等于是抽签、拈阄（抓阄）了，跟觉新父亲替长子娶瑞珏（《家》的情节）是同一个方法，不过他们是当事人自己选择。
所以这个情节展示了传统道德“兄弟是手足，女人是衣衫”与西方文明“一夫一妻、爱情神圣”之间的两难。妥协的结果，大哥失败淹死了，傩送也伤心出走，这个传统中国的伟大处，在江上像竹排一样搁浅。
小说的第三层矛盾是叔本华所说的“第三种悲剧”：好人与恶棍属于第一种悲剧，意外事故是第二种悲剧，最难写的就是“都是善良的人，仅仅因为各自所处的地位、身份、性格，形成了无可避免的矛盾冲突”而导致的悲剧。
这个是最难写、最无解的人性悲剧，巴金后来的《寒夜》写到了这个境界。
老人一心为外孙女的婚事操心，努力撮合翠翠跟大老。你想，这个穷家女她能够嫁个当地乡绅的儿子，也算是对她屈死的妈妈有个交代，但是老人跟翠翠虽然朝夕相处，却在最重要的问题上缺乏沟通。
这种事情绝不仅仅发生在偏远边城。即使当代社会信息发达，天天手里摸着手机，有没有重要的心思想法不能完全跟关系最密切的人沟通的情况呢？各位读者，各位听众，不妨反省一下。
这个船总不是黄世仁（难得三十年代的小说里还有个善良的富人），他有两个品格高尚的富二代，却还一起造就了女主角翠翠的悲剧。
最后，她不知道傩送明天、明年会不会回来。她在船总家里算什么？未来的媳妇？收容的穷丫头？船总的养女？还是……？
所以，虽然按照夏志清的推崇，沈从文“对古旧中国之信仰，态度之虔诚，在他同期作家中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但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如《边城》，还是在虔诚信仰旧中国传统的同时，解构着这一种美丽人伦关系以及它所维系的社会秩序。
所以《边城》是一首牧歌，美丽、忧郁、凄凉。
下一期，我们要读老舍的短篇小说《断魂枪》。
本集小说
沈从文《边城》：
初版：1934年1月， 沈从文《边城》在《国闻周报》第 11 卷第 11 期连 至第 16 期止，单行本本年 9 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使用版：沈从文：《边城》，香港: 鸿光书店出版，1990
参考书目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85
张新颖：《沈从文九讲》，北京：中华书局，2015
张新颖：《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黄永玉：《沈从文与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
朱光潜、张兆和 等，荒芜 编：《我所认识的沈从文》，长沙：岳麓书社，1986
巴金、黄永玉 等：《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
王润华：《沈从文小说新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