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听提示：1、上海为什么叫魔都？2、日本人对上海造成了什么影响？3、现代作家在上海是怎么崛起的？4、内山完造和车夫的故事，究竟谁说了谎？【沪语】
各位好，我是小宝，欢迎收听《上海往事》。中国古时候有一句话叫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就是认识一个人，一个地方一国家，听一听别人的意见交关（非常）重要。现在的小朋友都知道上海叫“魔都”，但是不少人不知道“魔都”这个提法不是上海人自己提出来的，也不是中国人提出来的，是个日本作家叫村松梢风1924年首创的，用来概括他对上海这个“不可思议的都会”的印象。
对魔都的议论，一直蛮热闹的，有外地人的评论，也有外国人的评论。有一位作者，又是外国人又是外地人，他对上海的评论邪气（非常）有意思，所以特别想介绍给各位。这一集因为要念一些文言文，所以普通话多一些，下一集会用更多上海话来讲。
1、《魔都上海》出自谁手？
我们今天就介绍这位作者的这本书，这个书的名字就叫做《魔都上海》，这个作者的名字呢叫刘建辉。
刘建辉啊，他是沈阳人，东北人，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到日本去留学的博士，现在在日本做研究，对上海一直有强烈的兴趣。他是先到了日本后来再到了上海，所以他到上海的时候已经在日本留学了三年了。
但是他从小对上海的印象就非常强烈，那个时候他在东北，东北有很多上海到东北去的出头落户的知识青年，他那个时候就觉得，上海知识青年比较奇怪的地方就是他们男女知识青年，谈恋爱的知识青年居然会当着大家的面接吻，上海人叫做“打kiss”，所以他后来来了上海以后他确实觉得上海十分不一样。后来他在日本留学这么多年，做了研究之后就写了这样的一本书。
这个《魔都上海》是2000年在日本一个非常大的出版社，非常有名，叫讲谈社出版的。而且那也是再版过，就这书的发行和反映还是非常不错的。
《魔都上海》记录整理了日本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对租界上海的看法和想法，非常有料。日本人上海观的演变曲线很明确，一说大家就能够理解的。但是不少内容，比如讲上海对日本的影响，会完全出乎中国人和上海人的预料。
根据作者的分法和他的介绍，日本精英层对上海的观感，分明治维新前和明治维新后，在明治维新前也有两个不同的阶段。
明治维新，其实就是日本建立现代国家的改革运动。明治维新前改革启动的阶段，日本相当一部分精英，有一段时间，是以上海为师的。
我们前面都讲过，介绍过上海开埠是1843年，建立租界是1845年。日本明治天皇统一日本开动明治维新的改革，是1860年代末和1870年代初。大概在那段时间点上。
但在明治维新之前，已经有政府机构和不少志士仁人出国考察，向欧洲求新知。他们去欧洲航程的出发港，当时只有两个，一个是香港，一个是上海，所以一半以上赴欧行程，他们就取道上海。所以他们到欧洲去，第一站反而是先到了上海，那时候已经开放了二十年的上海给了他们很多很多的刺激。
根据他们的这个记载，这个当时上海那种通商之盛况和通信之成果，让这些日本人极为感慨。
这个顺便讲句，那时候，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把通信、把我们的邮电局，叫做信局，就是写信的信，叫信局。那些日本人去欧洲的日本人，到了上海以后住在礼查饭店，礼查饭店饭店就是后来的浦江饭店，现在还在，现在已经不是饭店了。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建筑，而且设施当时也是十分华丽。他在这个店里边，就能够享受到正宗的西餐，听到洋琴，他讲的这个洋琴就是钢琴，还有早餐后端上来的咖啡，这些对他们来讲都是十分新鲜。
还有在礼查饭店门口的照相馆，这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完全新鲜的经验，所以他们在那个照相馆里边也拍了不少的照片。
所以，他们觉得到上海来，就是在去欧洲之前已经能够在上海体验西方了。
日本还有一些士大夫，日本的士大夫跟中国士大夫不一样，日本的士大夫的士是武士，不是中国的是文士。
他们当时受政府委托，去欧洲考察，他们是觉得非常耻辱，就讲大丈夫忍受着耻辱去旅行，为了天皇治国，他们把这个旅行看成是一个耻辱之旅。
但一到上海，那种繁华让他们大吃一惊。所以他们自己都写他讲：以往的迷梦顿醒，就抛弃了排外的谬见，转而主张要开国。这个是上海对当时的日本人的那些非常积极非常正面的影响。
2、上海成为东亚枢纽
另外，他们在上海，除了我们讲住饭店啊、吃西餐、拍照片以外，他们真正的大兴趣，而且真正对日本产生特别有益影响的是在上海的汉译洋书，就是翻成中文的，国外的各式各样的图书。
上海当时，是已经成了一个西方进入亚洲，特别是东亚的一个信息枢纽。我们前面在介绍王韬那集也讲过，王韬最早去的叫做墨海书馆，就是传教士办的，在那里翻译了大量的经典，翻译成中文。
他们这些传教士，他们当时的一种传教方法呢，叫做书籍传教，科学传教。就是在传教的时候，用科学知识来吸引中国的教众。
所以这些图书和这些科学认识让日本人大受教育，满足了他们的知识饥渴。这个墨海书馆我们在讲王韬的时候已经讲过，其中的像王韬啊、李善兰啊，这样的一些知识浪人，翻译了大量的数学、植物学、医学、天文学，物理学的书籍，这些书呢基本上都被日本人收购，带回家去了。很多中文图书在日本大卖，据说超过1000本以上。
当时除了图书以外，还有很多期刊和报纸，这个传教士办的那些新闻刊物。那上面，有很多传教士针对中国人写的一些他们的劝诫，就所谓的是传教士版的《劝学》篇，非常有意思，这些当时的中国人或者上海人未必听进很多，但是日本人全听进去了。
传教士的那个《劝学》篇是这样写的：“国之强盛由民”，一个国家的强盛要靠老百姓，老百姓的强盛，“民之强盛由心”，是要靠自己的心。而“心之强盛”，要有格物穷理，“格物穷理”，其实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要靠科学。
这个外国人讲，我看中国人的智慧是“不下稀土”，但是制造出来东西非常平庸，不能出其斗圣，就是不肯用心也。而且呢这些老百姓的上司也未能用格致之学来鼓励老百姓。
这个“格致之学”，就是科学，他讲我们西方国家，百年之前跟中国人一样的，一如中国人，只读古人的书，不肯用心探索物理。所以，像现在的这样一些新奇的机器，当时是没有的，一切未有。
最近这一百年来，“人皆用心格致，偶得一理，即用法实验，农者用心造农器，工者用心制造机器。古人的智慧日胜一日，人的气巧（技巧）也日盛一日。”而且至今还在进步。
这个奖学者越多，它的这个智慧也就越深，所以每个月必有新理出，新的理论会出现，新的道理会出现，刊入报纸以流传。
这些传教士其实是在介绍他们的一种知识经验和知识进步的经验。他对中国人提出个批评就讲，中人现在仍以有用之心思，埋没与无用之八股，他的心思用的不是地方。
“稍有志者，但知从事诗古文，矜才使气,空言无补。”就是还是放在作文上面，放在那些没用的八股文上面，他讲如果一旦舍笔就此，就是舍掉这些无用的八股文，而去学这些格致之学，那么根据西方国家已经知道的道理和他的历史，这个足国强兵完全是可以期待的。
这个是传教士在上海写的一些《劝学》篇，劝大家学科学的一些道理，这个日本人是非常受用，也非常能够接受，把这些道理全部带回了日本国家。
这个是明治维新之前的第一个阶段，它这段时间真的是以上海为师，以上海作为亚洲的一个西学的知识枢纽之地。但是随着日本精英对上海越来越熟悉呢，上海教师的，做日本人老师的这个地位就发生了动摇。
3、上海如何处理自己的身份认同
日本人当时对上海的熟悉程度，已经非常高了。他们对上海的那些概括，我们现在看来，可以作为我们现在理解老上海的一个参考。
比如说他对上海的地理划分，他讲上海的老上海的地点，外滩一线就是领事馆，英国领事馆，法国领事馆，银行，洋行这些的大公司，是政治资本的空间。
南京路是以百货公司为首的各种各样的商店，鳞次栉比，纵横交错，它就是是一个商业消费空间。
另外，拥有大量茶馆、妓馆、戏馆的福州路一带，是娱乐空间。福州路里边当时有上海最大的茶馆叫青莲阁和最大的妓馆叫会勒里。
再往西走，法租界就是最激进，刘先生用最激进这个词，这个激进就是极端的意思，它是一个最激进的娱乐空间，就是因为后来公共租界，它禁烟禁娼禁赌，但是法租界对此事置之不理，而且在法租界的赌业是非常大的。他有很有名的（抛狗厂）有回力球场，还有非常多的赌台。
所以日本人后来就对上海的情况非常了解，了解了以后，他们就觉得，上海并不是他们想进行改革的一个方向，或者上海并不是他们学习的一个榜样。
日本人明治维新的改革，其实要建立的是现代国家，现代和国家两者缺一不可，但在上海只有现代，没有国家。
上海不是中国人的，也不是外国人的，中国人、外国人在上海都不对上海产生身份认同。日本人对此极为反感，他是把这个这件事情是当做教训的。
原来的日本人到上海来，是通过上海去欧洲，但是他们后来还专门派团到上海来进行考察，到上海来进行考察以后，他们就写他们的体会就是上海这一地啊，虽然属于中国，但也可以说是属于英国和法国的，也是英法的属地。北京离这里300里，这个数字肯定是有误的，但是这并影响他们的结论。
他讲北京离这里300里，所以这里有中国之风，这是必然的。
但是他讲英法呢把亲近带到此地，那就是值得感叹的。这种翻法，根据我的理解，这个亲近可能就是英国人，法国人把一些跟老百姓有关系的制度和风俗，带到了此地，变成此地更亲切的一种存在。
他引了中国的原来一个古人，吕蒙劝谏宋太宗的时候的一句话叫做：“亲近不分远近”。
就是说英法虽然离此地很远，但是它的风俗传到此地以后，它未必会比北京对上海的影响更少。所以他讲我们是日本人，看到上海这个情况不得不小心，不要像中国这个样子。
他讲的这个中国这样子就是中国上海的这个样子。
这个上海缺乏身份认同，这个认识其实是非常深刻的，即便到了今天，研究上海的国内学人，对此也没有很好的学例检讨。
所以读了他这个书，我就觉得不同文化的交流互相批评，有时候比起开会互致问候的贡献会更大。
日本人的这种批评，对我们现在还是一种启发。这两个阶段是讲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人对上海的一个认识。
4、当日本“抛弃”了上海
明治维新以后，特别是进入了二十世纪以后，日本的主流意识就是以现代国家自居，上海已经被他排除在它们的学习的对象之外。
但是对上海的好奇心不减。
对上海的不同观感，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对上海的一种认知了，而是反映了各种日本人不一样的主张。
那时候有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或者也是一个比较重大的现象，就是那些精英中最敏感的作家，常常来上海，日本精英中里面一些大作家常常来上海，日本产生了很多上海题材的文学作品。
而且这些文学作品我们现在仔细研究、仔细琢磨，它里边一种不一样的好奇心，不一样的观察角度和文化主张，直到今天也仍然是有它的价值。
比如说，日本唯美、颓废、病态大师谷崎润一郎，这个大家应该很多听众都知道日本这个大作家，他中国有很多很多的粉丝。他对上海就非常有好感，他不止一次的访问过上海，他讲他“很想在上海造一间屋子”。这个谷崎润一郎写作是以他的想象力而著称的。
他写上海的十几篇作品里面有一篇叫做《西湖之月》，就是写上海去杭州的列车上，“我”——这个主人公——发现了一个病态的中国美女，他于是就想入非非地描写她纤细的手和脚的美丽。
第二天这个主人公，坐画舫夜游西湖。他对画舫特别喜欢，谷崎润一郎是非常喜欢画舫的，他觉得这是中国的南国情趣。他坐画舫夜游西湖，发现昨天跟他一起坐火车的，这个中国美女不堪结核病的折磨，自沉于西湖，自杀了。
他这个小说，他并不去讲她死者的死因，也不去讨论她的那种身份。他完全沉醉在对水中女尸的美丽的歌颂。这大概就是谷崎润一郎很奇怪的地方，也是他成名的一种美学做法。
他写的这个《西湖之月》的风格是跟他的一些成名作的风格是完全一致的，唯美、病态。谷崎润一郎，在上海，他的灵感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他的奇妙的想象力在上海依然澎湃，这个是一个大作家。
另外还一个大作家，写《罗生门》的大作家叫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是博学、厌世、怀疑主义者，而且35岁，他就服药自杀了。
他也来过上海，他到上海来的时候，还是一个新闻社的特派记者。他很不喜欢上海，他跟那个谷崎润一郎不一样。芥川龙之介是非常不喜欢上海，他写过一段文字，就是说，他看到一个中国人在上海，在小便。他就特别不喜欢他的这个样子，他讲，这个人看上去那个样子，鱼跟世界是根本没交流的。中国当时军阀陈树山在叛乱，白话诗也已经不再流行了，日本人和英国人在结盟，他就列举了一些国家大事和文化大事，但是看上去这个中国人，对这种事情是完全无动于衷，漠不关心。
他写得很悠闲，他觉得他的这个小便这个样子，配着一个，背景上就是一个中国式的亭子，还有碧绿的池水，然后就是这个中国人的一根尿线，就形成了一副忧郁的风景画，很辛辣地象征着这个老大国家。所以，他对上海的这个做派是不喜欢的。
他讲，过去他们学汉字，学到的是诗歌中国，现在变成了威胁的、残酷的，贪吃的小说般的中国。他觉得上海是一个不正宗的西洋，是一个粗鄙的西洋。
他到了中国以后，不仅是在上海进行了考察，而且去了其他的地方。他特别喜欢北京和湖南，他还写过一篇小说，叫《湖南之扇》，扇子的扇。
他写两个湖南的艺妓，这也是他的自己的一种构想啊，湖南其实是没有艺妓这样一个职业的。他写有两个艺妓，特别喜欢爱土匪，爱那个土匪的匪首。匪首被抓住被判处死刑斩首的时候，这个艺妓呢拿着饼干蘸着他的鲜血，吃到肚子里去。芥川龙之介很喜欢这样的意向。他讲这就是一个强韧的湖南。
这个就是两个大作家到了上海以后，对上海的观感和反映呢是截然不同的。芥川龙之介虽然不喜欢上海，但是呢他回去以后，他发表的对上海的批评却触动了另外一个作家，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村松梢风的好奇心。把他带到了上海，所以呢上海就有了”魔都“这样的一个命名。
上海当时除了这些大作家以外，还有其他的很多作家也都来过上海，他吸引过专门研究民俗的作家。这个作家到上海来，花了几年的时间专门写中国的风俗和上海的风俗，是个上海通。用了三年时间，来介绍中国的所谓五大娱乐，叫做吃喝嫖赌戏，吃饭、喝酒、嫖妓、赌博和看戏。这个是一种类型。
还吸引过一些颓废作家到上海来，非常有名的一个颓废作家叫金子光晴，晴就是晴天的晴。他觉得上海有股独特的臭气，令他非常喜欢，紧紧地抓住不肯放手。这个臭气呢，里边是有性的味道、有死的味道，有酸的人间味道，所以他觉得再也没有比这里更舒服更愉快的地方了。
我们前面讲的那个谷崎润一郎喜欢的是水，水中女尸，他特别喜欢写水，这个金子光晴就特别喜欢写污水，所以他用他的那个颓废作家的角度来描写上海。
5、现代作家在上海崛起
还吸引了在上海印象也很大的那些现代作家，当时现代作家的现代并不是一个空洞的词汇。
当时上海的现代性，确实给日本人是特别深的印象。当时上海二三十年代，就这些作家来沪的时候，出现了大量的摩天大楼，这个就比日本要时髦很多。还有呢，出现了很多的摩登小姐，它里边的一些时髦，到现在还没有退出时尚圈。
比如说我们现在所有人都知道的旗袍，就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上海设计出来的。就原来的旗袍，满族人穿的旗袍其实是很丑陋的衣服，后来上海的设计师就把它设计成一个非常时髦的一种女性装束，他的巧思就是特别东方的性感叫做露腿不露胸，这个到现在还是亚洲性感的特点。
大家看现在小青年喜欢看的韩国的那些歌星的演出服，他们的特点也是这样的——露腿不露胸的那种魅惑和引诱。所以很多现在就专门喜欢写现代的那些作家到上海来，他们觉得他们的感觉比在日本更现代更摩登。老上海的文学档案，用日文记下的，不比中文记下的要少。
到了抗战开始，然后就是租界结束，日本的上海兴趣——主要是精英层的认知兴趣就迅速消失，再也没有恢复，它整个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但这个过程，非常有意思，我们觉得各位如果有时间的话不妨去读一读当时日本人写的这样的一些文学和作品。
作为一个中国的读者，我读日本人的老上海回忆常常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触动和感悟。现在就不讲这本《魔都上海》了。我就讲我过去看过，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鲁迅的一个好朋友，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也写过他的上海回忆录。它里面讲过一个小故事，我们今天用这个小故事来收场，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那个内山完造当时在老上海的时候呢，他有一次外出，外出坐的那个人力车，就是黄包车。到了目的地以后呢，他就下车，下车呢付了四角银元的车费，就走了，但是没走几步就被那个车夫一把拉住。
因为当时。中国发的那些银元，它是每一年不同的，有些年份，这个银元里边的银子含量太低，所以在市面上就不大流通的，或者流通的时候它只能贬值流通。特别是当时的所谓就是民国十一年、民国十二年制造的那些银元，它里面的含银量相当低。
那个车夫拉住了这个内山完造，就跟他讲，他讲你刚才付给我这个四角钱的这个银元啊，是民国十一年的，含银量很低的那些年份制造的。
内山完造是一个很轴的人，而且也是一个很细心的人，他讲因为他在上海生活时间很长，他已经知道了这个情况，所以他为了不要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每次出门的时候，把这些小钱他都专门看过，专门看过就是绝对不会用这个民国十一年、十二年制造的银元。他很确定当时给车夫的时候，他还专门看了一下这个银元，这个银元是民国九年的年号，所以他就拒绝了这个车夫的要求，但是这个车夫不相信，还是揪着他不肯放。他们一争吵就是很多人过来围观了。
这时候，旁边看热闹的人也都讲：你就把钱给他吧，你是个有钱人，车夫是个穷人。这个内山完造非常轴，所以他也完全不肯。这时候他突然灵机一动呢，他从口袋里边掏出两块银元，这两块银元都是价值一元钱的，他那个车费才四角。他就跟那个车夫讲，他说你有良心，我也有，你说那个四角银元是我给你的，我说是没有这回事，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谁说的是真的，那么我们现在就凭良心来讲话。他讲，这样我这个两块银元我放在手里边，如果你觉得真的是我搞错了，你是对的话，你就把这个两块银元拿走。
这个时候看热闹的人都觉得特别好玩，就看那个车夫的举动。车夫看了他这个举动以后也非常吃惊，但他并没有拿走这两块银元。他就讲，我不要你这个钱，你要把我的那个四角银元换给我。内山完造又把这话又重复了一遍，逼迫他回答作出选择。
那个车夫就向后退了几步，骂了一句：我才不要这个钱，你们这外国人都是坏蛋，然后就跑掉了。那个旁边的所有的围观的这些看热闹的老百姓都讲，哎呀这个车夫确实是不好等等等等。
我读完内山完造的这段小故事也好。我心里反而很感慨是什么呢？我觉得那时候的车夫还是一个好人啊，他至少有一种最起码的耻辱感。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