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了今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转了一转。第一期，主要说这个。不是说这些电影，电影本身的好坏，许多媒体，包括许多资深影评人，都已经讲了很多。我主要是以这六年在洛杉矶、在好莱坞的一些经验，讲一些背后的操作，做lobby，就是怎么去游说、怎么去公关、怎么去把奖弄到手。奥斯卡其实是个club。你得进入这个俱乐部里面，才能玩这套游戏。
先说我的印象，我感觉今年奥斯卡是一个小年，像葡萄酒有小年、有大年，小年酒就一般。奥斯卡的小年，虽然电影还算好电影，但可以称得上伟大电影的很少。大家过几年会回想今年的电影，我猜可能没有可以被称为伟大的。
从整体来看，这个时代是一个比较平庸的时代，不光是电影艺术，也包括音乐、文学，都处在一个比较低潮的时期。大师有一个毛病，就是来的时候一起来，大家一起出现，就像伟大的电影一起出现一样。所以等不再出现的时候，大家都很平庸，就都很怀念大师辈出的年代：伟大的《克莱默夫妇》（Kramer VS. Kramer，1979）打败了伟大的《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1979），伟大的《阿甘正传》（Forrest Gump，1994）打败了伟大的《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1994），然后伟大的《英国病人》（The English Patient，1996）打败了伟大的《冰血暴》（Fargo，1996），也是我最爱的科恩兄弟的伟大电影没得着奖。那些年的奥斯卡，大年就能看到大师辈出，伟大的电影成堆出来，以至于好电影都无法入围。到了现在，大师虽然都还活着，可是已经拍不出《活着》（To Live，1994）这样的电影了。
有关今年奥斯卡得奖的情况，我猜错了一个。《艺术家》（The Artist，2011）会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奖项，这个跟大家猜的差不多。
但是我猜最佳女主角会给维奥拉（Viola Davis）。黑人现在地位越来越高，好莱坞电影里的黑人角色都是那种上级领导，而且都是好领导的角色，绝不可能是一个坏人。论得奖可能，尤其像影后这种大奖颁给黑人演员，我觉得挺正确的，包括迪士尼乐园里，巡游的白雪公主，现在都已经由黑人小姐来扮演。
后来一看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得了，我虽然猜错了，但心里挺高兴。有个影评人说了一句挺有意思的话—奥斯卡，或者说这些奖最喜欢的女演员有三种：一种是勇于扮丑的，勇于把自己搞得很丑的；一种是学各种口音学得很像，口音很怪的；第三种是一个叫梅丽尔·斯特里普的人。所以她最后得奖了。
颁奖典礼上还有一个奖，最佳外语片奖，以色列跟伊朗同时有一部电影入围。现实中，以色列跟伊朗是死对头，以色列和美国有着最亲密的关系，不只叫盟友了。犹太人不光控制着美国经济，还控制着好莱坞。在好莱坞，犹太人全部都是上层的大佬，以至于他们干杯的时候，都不说“cheers”，说“马搜塔夫”。“马搜塔夫”是意第绪语，干杯时大家就是为了巴结犹太大佬而习惯这样说。但是在奖项面前，却是伊朗电影获胜，跟美国最不对付的伊朗的电影得了奖，而最亲密的犹太兄弟以色列的电影没得奖，我觉得挺有意思。当然，这也不能说明这个奖的每个奖项都实至名归，或者叫很公平，很理所当然。这个东西是个娱乐，尤其是奥斯卡奖，它不是专门的艺术奖项，不像柏林金熊奖、威尼斯金狮奖，它还是一个圈子奖，是基于整个好莱坞这个圈子的一个奖。
在好莱坞，大的公司，大的运作，大的片子，有很强的lobby的能力，就是游说的能力，会导致一些电影能拿到应该拿的奖。尤其是去年和今年这两届的最佳影片，去年是《国王的演讲》（The King's Speech，2010），今年是《艺术家》，这两部电影都是由特有争议，但是特别有能量、特别有战斗力，有时候是制片人、有时候是发行商的一个叫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人来运作的。他去年、今年都作了很大规模的lobby，所以去年和今年都是他的电影拿奖。哈维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发行过一些中国大片，我也见过他，聊过一两句话。在一个电影节上，他问我电影的动作导演是不是洪金宝。洪金宝大哥就坐在旁边，我说是。他说我想认识他，然后我就去把洪大哥叫来，我说：洪大哥，这是著名的韦恩斯坦。韦恩斯坦当年开办的米拉麦克斯电影公司（Miramax Films），创造了大量的奇迹，从斯蒂文·索德伯格（Steven Soderbergh）的《性、谎言和录像带》（Sex,Lies and Videotape）开始，一系列看起来好像比较arty-farty，但实际上能运作出很好的市场效果的电影，都是他们来做的。他是这个圈子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在发行中国电影的时候，可能有一两次不太好的记录。某中国大导演，曾经在公开场合—一个大研讨会上，直接指着他说：哈维是一个骗子，大家不要相信他。
当然了，你可以说做电影的都是在骗，也可以说生意人有生意人的道理，可以有很多理由，但是他去年和今年都拿了奥斯卡奖。我想稍微讲一下，讲讲他们是怎么玩儿的。
北美应该算全世界最自由的地方之一，有一个全世界独有的制度—游说。这个制度实际上基于一个理解：相信人是一定会贪污的，相信人一定不是伟大的圣人、不是上帝本人。怎么办呢？就用游说制度，希望你在位的时候不要贪污，而你退休了以后，用自己的从政经验去赚钱。比如说国会—因为《游说法》最开始是针对国会的。利用自己多年在国会做议员的经验，你知道怎么去推动一个法案的通过。你知道这个议员什么态度，是左派还是右派，那个议员是支持禁枪还是支持禁毒。你知道大家的态度，也知道一个法案怎么通过，就可以开个游说公司，接受客户的雇用聘请，然后去游说。
《游说法》当然会有很多极详细的规定，比如你每次只能游说两个人，必须公开游说客户的信息、游说内容等。这个制度非常好，它导致大家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不管是做官，还是做议员，就觉得现在先不贪污吧，因为后果也比较严重，反正等我退了后我能开个游说公司，一样可以挣大把的钱。后来《游说法》就从游说国会，延伸到可以游说政府。在克林顿执政时期，《游说法》有一个重大的修改，就是把它延伸到了游说慈善机构跟非营利机构。奥斯卡奖评审团当然是一个非营利机构。
好莱坞所谓的得奖运作，是一个有法可依的过程。奥斯卡奖评委有6000人，“最佳导演”由导演工会的会员评，“最佳编剧”由编剧工会的会员评，“最佳演员”由演员工会的会员评，还有摄影工会等，单项奖由各个工会来投票。最佳影片奖是由所有的评委，就是6000人一起来投票得出。
它设计这个制度有两个考虑。第一，奥斯卡奖本身是行业内的一个奖，就没有让影评人参加投票，影评人是另外一些奖—影评人奖等。奥斯卡奖坚定地坚持，全体评委都是从业人员，你自己是干这行的，内行看门道，要大家一起来投票；第二，就是尽量多的人投票，这样能尽量减少运作带来的摇摆度—或者可以叫灵活度，所以有6000名评委，基本能保证公正。但是金钱万能，在金钱面前，再艰苦的活也有人干，专门做这行的，称它为游说公司，或者叫公关公司。我正好有一个朋友在洛杉矶就是干这个的，他们有一年的业务是《老无所依》（No Country for Old Men，2007），科恩兄弟的，我最爱的导演。那年他们拼命地工作，导致《老无所依》最后得了四个奖项（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配角、最佳改编剧本）。
他跟我仔细地讲了里面的事情，所以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从10月开始，叫Awards Season，就是评奖季开始。所有参加奥斯卡奖的电影，必须在9月底之前公映过，这是奥斯卡奖与戛纳电影节、柏林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等最不一样的地方。戛纳电影节、柏林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都要求你的电影必须在那儿首映，第一次放映得在这个电影节上，才允许参加竞赛单元；奥斯卡奖正好反过来，电影必须公映过，在10月之前，接受过市场检验，接受了观众的检验才能参加。所以每年闲了好几个月的这种公司，到10月突然就忙起来了，因为客户的要求来了。
但是美国《游说法》有严格而详细的规定，公关公司是不能临时接活的，不能突然有一个人抱着400万美金来，说我今年要得奥斯卡奖，你帮我去运作。得是公司长期服务的客户。公司长期的服务收费是很低廉的，每个月差不多7000美元，这大概是5年前的价格了吧。你得一直是它的客户，是个导演或者是明星演员，一旦要去评奥斯卡奖，就由这家公司去代理运作。其间，它会在一些credit media（有信用的媒体），时不时地给你来一篇小影评或者一个小报道等。
10月开始，OK，评奖季开始了，它要去游说这么多评委。《游说法》规定，每次游说的对象不能超过两个人，也就是每次只能游说两个评委。奥斯卡奖组委会有地方放映所有的入选片子，让评委们去看，那个地方有1012个座位，6000个评委里面，只有1000多人可以到那里去看电影，其他人在家里看寄来的DVD。但是那个地方从来没满过，据统计，最多的一次大概坐过900个评委，通常情况就600人在那儿看。对于6000名评委，游说公司会追踪每人对电影的爱好。先分析判断一下：这些评委就不要去游说了—他们肯定不喜欢这个电影；那些根本不用去游说—他们肯定喜欢这个电影，肯定投票。游说公司会去游说那些中间的、有可能摇摆的评委，叫Private Screening，就是私下给评委放映，每一场收客户2000美元。他们陪着这两个评委看，跟评委讲哪儿好，艺术上如何。一场Private Screening2000美元，他们大概游说1000个评委，1000个评委就会有500场，这是多少钱！游说公司10个人的团队，陪着评委上午看一场，下午看一场，一共要放500场，平均每个人看了50场，那最后会导致什么结果呢？每个人看了50场之后，已经把每一句台词都给背下来了。《老无所依》那一年赢了之后，他们公司的庆祝方法是全公司把这个电影演了一遍，因为每个人把台词都记得特别熟。
游说公司有一个内部的系统，能看到票数，这个是让我特别震惊的。因为奥斯卡官方对外说，票数都由一个国际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在监票，中文名字叫普华永道。但不知道为什么，游说公司、公关公司，都能看到票数。那一年跟《老无所依》竞争的电影，叫作《赎罪》（Atonement，2007）。竞争特别激烈，两家公司都能看到票数，两边票数咬得很紧，他们很紧张，于是就拼命游说，最后我朋友的公司赢了。
游说公司还有宣传收费。“宣传”在中国叫软文，也就是影评等。从10月开始，每个月收15000美元，保证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都有好的影评发出来，然后在《综艺》（Variety）等这些主流杂志上都有好的影评。光有好的影评其实不够，还得买“硬广”，需要买这些杂志的封面。影评要凭着良心写，但是它可以选择不发或者发。所以你还得买“硬广”—封面、封底、插页等。
“硬广”是最贵的，差不多整个Awards Season一个单子做下来，要收300万美元的费用。可以算一下，500场放映，差不多2000美元一场，100万美元吧，加起来一共400万美元；再加上从10月到第二年二三月，差不多半年时间，每个月15000美元的媒体维护费，加起来是四五百万美元。这只是游说公司、公关公司在底下做的工作。明星本人，还会利用自己的关系、自己的行业地位来为得奖做工作。
去年茱莉亚·罗伯茨（Julia Roberts），就在自己家里做了一场放映，请了一些评委看一部还不是她自己演的电影。她推荐一个男演员，说这个男演员演得特别好，她特别喜欢，请大家来看他演的这部电影。后来这个男演员真的获提名了。奥斯卡组委会每年都会调整评奖的规定，从茱莉亚·罗伯茨这次放映之后，又出台了一个新规定，所有的member不能私自放映，也不能游说，必须由游说公司来做，不能用明星自己的影响力交换资源。比如，你这次选我，然后我下次选你；我演一个你的戏，你帮我做些什么事情，这些都不行了，还是归入正规的游说渠道里面来做这个事儿。
公关公司的业务很广泛，既可以公关前总统，也可以公关一个作家，这些都可以。《游说法》的初衷就是游说国会，然后延伸到政府，之后到慈善机构和非营利机构，以及其他的评奖机构等。Lobby原来的意思是大堂，或是酒店，从这引申到游说，意思就是：你实际上是进不去人家房间的，只能站在大堂等着，等出门的人，把人家拦下来，说：大哥我跟你说句话。但是lobby这个制度，避免了很多贪污的可能性。等干了几年之后退了，退了以后，你才能去开游说公司。不同的游说公司，接的是不同的客户。比如，你接的是以色列的客户，去替以色列说话是对的；接的是阿拉伯的，去替阿拉伯说话是对的。每个议员听了不同的游说公司的游说，兼听则明。他听这个游说公司说以色列很可怜，很可怜，应该帮助；又听那个说阿拉伯人也很可怜，很可怜。他等于足不出户，坐在国会大厦里或者某个地方，就听到了来自不同地方的各种各样的信息，而且这些信息是平衡的。当然除非有一方很有钱，一方没多少钱，雇不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制度，其实是可以借鉴的，因为我们国家，游说没有制度，什么都可以。我们的评奖制度其实有很多问题，如果能把这套完整的制度引进过来，大家以公平的方式来做，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当然了，这套制度的前提还有很多，比如体制的保障，比如是不是建立导演工会、编剧工会、演员工会等，因为工会有很大的权力，不光是评奖。像编剧工会甚至有知识产权裁量权。比如投诉，你是不是偷了我的故事，这个事儿在法院里很难判断。本来这个想法是我的，或者我参加了这个会，说了几句有意思的话，你没署我名字在这个剧本上面，我起诉你。更多的是制片人说，我也参加了，我是制片人，我出了很多主意，这些主意也体现在剧本里了，那为什么不写我名字呢？因为编剧是要分账的，在编剧工会的总合约里，编剧按剧本比例分整个票房，DVD收入也是要分，谁的名字署进去谁就多分一份。
很多导演投诉说，自己导演的时候改了一些，然而为什么不将自己写到编剧里？编剧工会的权力大到可以自己制定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到了法院实际上就相当于法律。它规定，只有贡献超过30%的人，才能在这个剧本里署名。所以，我们看好莱坞正经的电影，“written by（原著）”当然人更少，“screen play（编剧）”不会超过三个人，因为30%一个人，不可能出现120%，所以永远不会超过三个名字在编剧栏里。遇到有人投诉，法院不愿意拿纳税人的钱说我去研究好多版剧本，研究这个钱怎么分配，而是会说，那就由编剧工会裁量，来决定你到底有没有侵权、该不该署名，到我这儿我判就好了。每个这种case到了编剧工会，编剧工会就会随机找五个编剧，然后看不同的剧本，甚至看会议记录，以及讨论剧本的会议记录（会议记录会封起来，然后寄给与会者，证据就是在这天我先想出来的这个）。所有这些证据，都由编剧工会随机委托五个编剧看，最后他们投票说这个起诉的人其实没有超过30%，法院就会按照投票结果去判。
工会是有强大的功能的，我说的只是很小的一块。演员工会主席的地位，就像好莱坞大佬—里根就是演员工会主席出身，然后当了加州州长，最后做了美国总统。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游戏规则，奥斯卡奖才能做这么多年—八十几届，始终能够站在市场最前沿，而且很多获奖电影确实很好，而不像其他电影节。欧洲的很多电影节，曾经很辉煌，但不考虑市场，不考虑观众，艺术家弄那些arty-farty电影，最后即使得了奖，也不能得到更高的票房。对于票房，钱是一方面，但让更多人看到这部电影、看到导演的追求，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到今天，全世界大概也只有奥斯卡奖能做到如此：你得奖了，你提名了，你就可以再在电影院放映。我刚才讲过，奥斯卡获奖作品必须是Awards Season之前已经公映过的电影，相当于9月以前就公映过了，但是次年1月开始，提名名单出来的时候，大批的电影，比如说一旦超过四项或五项提名，又重新在院线出现了。如果得了其中的奖项，一下子就能卖得好极了。这是个良性的循环。这个体制对于整个电影工业的良性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也特别希望，我们自己的电影工业，尤其是我们现在将市场做得这么好，开工量那么大，一年开工的电影，其实也不比好莱坞少。是不是在整个产业环节里，工会和保险是我们现在最缺的？
对比来看，好莱坞有一整套的投资担保制度，超支了由担保公司付，类似这样的制度我们还没有。导致游资的风险很大，导致大家全都以一种赌博的方式来做电影。而奖呢，基本上还是小圈子的奖。游戏规则还没建立起来，那是不是能够借鉴一些这种东西，包括刚才仔细讲的游说制度。大家花钱，那就花在明处，总比你花钱花在暗处要好很多。
有两件有意思的小事儿，我想说一下。一个就是，沿用了很多年的奥斯卡颁奖的地方柯达剧院，柯达—伟大的柯达终于付不起赞助费了，所以改了名字。由于还没有新的赞助商，目前的名字特别有意思，叫作Hollywood and Highland Center，直接翻译叫“好莱坞高地中心”，听起来好像好莱坞觉得自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其实不是。柯达剧院那个地方，正好是两条街的交叉口，一条街叫Hollywood Blvd（好莱坞大道），一条街叫Highland Avenue（高地街），这两条街交叉的地方就是那个剧院，那个地理坐标就叫这个名字，所以叫了一个很古怪的名字，等着新的赞助商。说起来心里挺难过，因为100年来，几乎所有的伟大电影—应该说大部分—都是记录在伊斯曼柯达胶片上的，包括我自己的虽然不伟大的，但是付出很多心血的电影。柯达胶片几乎记录了所有人类美好的情感，相遇和别离，但是最后要跟它说再见，心里挺不舍的。科技其实超过一切力量，可以改变所有的东西。
还有一件小事儿，所有奥斯卡入围的电影里，我自己其实最喜欢《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2011）。首先，因为我是伍迪·艾伦的迷，他拍摄的每部电影我都看，而且大部分都很喜欢。但是这一部，虽然在这一届是我最喜欢的，其实跟伍迪·艾伦以前最好的电影比起来，没有那么锐利，而且更商业化了。在这一部电影里能看出来，美国文化在欧洲文化面前还是有仰视感，虽然美国强大得不得了，好像欧洲是小弟，但是在文化上，美国还是对欧洲有⋯⋯说自己的包是法国的，说自己的家具是意大利的，然后英国口音的英语在美国永远受欢迎，尤其受美国女孩欢迎。伍迪·艾伦拍美国电影的时候，是以一个俯视的态度去看这个国家和社会，也包括看纽约。一旦拍到巴黎的时候，他那种俯视的、锐利的、庖丁解牛的能力，好像变成了一种温暖的、崇敬的、觉得巴黎特别伟大的情愫，包括巴黎的过去等，就没有从前那么锐利了。
这部电影还起到一个好的小作用，很有意思。在加州，正常情况下你说“Paris”，大部分加州人不会想起法国首都，而是想起Paris Hilton，就是希尔顿家的帕丽斯·希尔顿。这回因为这个电影又公映、又参评，大家才想起来帕丽斯不光是一个大美女、大富家女的名字，而且还是遥远的、一个叫法国的、曾经很伟大的国家的首都，普及了地理知识。
中国电影来奥斯卡，为什么屡屡不得志？一是游戏规则，我们并不了解，或者是说并没有加入到club里去，没有成为里面的人，没法玩这种游戏规则，这是一个比较吃亏的地方。
还有一个是我个人的看法。美国跟欧洲国家比起来是极其右倾的国家，非常“右”。这个“左”和“右”，跟国内说的左、右派不一样。美国的右派在文化上，讲究信上帝、信传统以及珍视家庭，或者叫爱情吧，这三条就叫右派。左派是能说脏话—上帝？传统？什么上帝、传统，什么狗屁爱情，要性解放，要无神论，要反对所有的传统，这就是左派。左派在美国影响力并不大，大概只存在于一部分城市，像纽约、波士顿，以及旧金山这几个比较激进的城市，绝大部分美国的地方都非常右倾，好莱坞是美国右派文化大本营。
基本上你看好莱坞电影，大部分故事都是从《圣经》故事演变来的，套上现在的衣服，一定要信上帝，一定要珍视传统，一定要说爱情胜利，家庭是一定要保护的。好莱坞现在越来越“右”。现在“007”都不像以前是个casanova（情圣）、playboy的样子，他现在变得珍视爱情，对一个女的很好。颁奖的时候，奥斯卡毕竟是一个标榜自己是公正以及宽容的电影大奖，所以它还是要给左派电影一点空间。但是我们很少看到左派电影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基本上它会拿最佳外语片，当做一个平衡。
我说的不是每一届，但是它经常会拿出最佳外语片这一奖项，给左派的欧洲电影，或者是亚洲电影，来平衡整个奥斯卡奖。所以中国电影来到这儿，还是比较传统保守的，包括中国几位大导演的作品，都倾向于右派，就是珍视传统、珍视爱情、珍视家庭等这样有信仰的电影。这样的电影和那种激进左派电影比起来，不占优势。不过，在最佳外语片这一奖项里，如果你是美国做的—美国投资的大电影可以参加所有的奖项评选，就像《卧虎藏龙》（Crouching Tiger，Hidden Dragon，2000），就突破了只在最佳外语片这个小锅里、小坑里面对好多萝卜竞争的局面，那就会好很多。中国电影以后如果更多地跟美国有更深度的合作，参加评奖的时候，不再是简单地只参加最佳外语片这一个奖，而是能参加所有奖项，这样应该能有所斩获。
关于奥斯卡奖，刚才说了很多，各种游戏规则，参加club。它当然是个市场行为，非常商业的奖，但并不意味着美国电影市场全都是商业的，它其实划分得很清楚。比如，在美国好莱坞那儿肯定是商业的，要来这儿，就要遵循好莱坞所有的那些KISS（keep it simple stupid）movie的原则，包括一定要有动机，人物怎么发展，40到60件事儿，三大矛盾：人和环境、人和人、人和自己等。但是其实还有个地方，你可以去纽约，纽约学派的电影，那就是独立电影，制片制度跟好莱坞不一样，也没有工会保险这一套，更没有那种分八层审剧本，每个剧本男女主角要有75场戏才能拍的规矩。当然这边管纽约电影叫电影游击队。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国家是多元化的。好莱坞是商业的，纽约是多元化的、独立的。
美国还有一个重要的电影节，在美国人的心目中，超过威尼斯电影节、柏林电影节、戛纳电影节，它叫圣丹斯电影节。这个电影节全都是年轻的、做独立电影的、有冲劲的导演去。年轻导演先到圣丹斯去拿一个奖。制片人都去圣丹斯，好莱坞这边去圣丹斯，它不会买一个电影去发行，这种电影只能在艺术院线里发行。他们去干吗？他去看导演，看到这个小电影，这个导演有才华，你来给我拍个“哈利·波特”。经常就是那种年轻导演，一上来就跳进好莱坞，成为拍大片的导演，因为好莱坞整体的制片制度能保证有才华的年轻导演受到赏识。这些年轻导演虽然缺乏经验，但是有一个大团队来帮他经营，他只要用自己的才华就好了。他先拍拍独立电影，到圣丹斯去拿奖，然后就被请到好莱坞来拍，如果他愿意的话。然而也有人不愿意，非要专门拍那种独立电影，这边叫arty-farty，那也没有人拦着你。所以它其实是多元化的，包括好莱坞的工会跟保险制度，也都规定了300万美元以下的电影可以不遵循这个制度，因为这个制度会多花很多钱，差不多会超过百分之十的预算。
整个的产业，是分成了两大块—奥斯卡奖，好莱坞六大片厂（现在称为五大、四大也好），是整个的主力集团军，这是一大块。纽约的独立电影，圣丹斯独立电影节，以及整个低成本的大量的产量，是另一大块来保证各个层次有新的人才进来。大片在严格的体制下制作，然后有奥斯卡奖保证市场、推动市场。有圣丹斯发现新人，发现独立电影的才华。所以我觉得，圣丹斯也在整个奥斯卡奖产业体系里。大家理解了这个，也就不会批评奥斯卡奖有多商业，因为你可以去争取别的奖。
刚才说了这么多游戏规则，这个钱不是白花了，在这里面，虽然他们是公开游说，而不是偷偷摸摸，但是公开花的钱其实也不少，当然是有利益的：你一旦提名了，就可以再上院线，从而获得更大的利益。因为10月以前都已经公映过了，但是被提名的影片会在第二年1月开始，再上院线去放映，还有DVD的销量—比如，《泰坦尼克号》（Titanic，1997）卖了一亿张，华纳赚疯了—然后电视价钱也提高了，全球的发行能力一下子就上去了。有很多电影其实是等奥斯卡评奖后才开始全球放映，因为制度只是规定电影要公映，只要在一个国家公映就可以。在中国公映或者在美国公映都可以，但一旦提名，尤其获奖以后，全球范围内的公映就完全不一样了。
不要说奥斯卡奖，李安导演的一部电影《推手》（Pushing Hands,1991），卖得不好，他第二部电影《喜宴》（The Wedding Banquet，1993）在柏林得了金熊奖后，在进庆功宴大厅之前，直接在外面的雪地里就签了3100万美元的全球销售额，所以获奖是有巨大利益的。当然，这套所谓的游戏规则，是个良性的互动。不会把奖颁给一个烂电影，首先得是一个好电影。所有的评委被游说的时候，也不会因为你游说了，请我喝了一杯咖啡，我就投这个票。首先还得是好电影，然后才是遵守游戏规则，在规则里面，该花的钱花了，该做的工作做了，最后，你才能成为这圈里人，才能来分享这个蛋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