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节目，我们不读小说，来看巴金1952年的《赴朝日记》中的两篇。这两篇日记，反映了1950年代中国作家的日常生活与工作状态。除此之外，许子东也分析了1950年代作家和五四一代作家的两个重要区别，是什么呢？
今天是第60期，我们要读巴金在1952年3月21日的日记。
在这之前，我们读过郁达夫在1927年的日记、鲁迅在1936年的日记，还有萧军在1942年的日记。
郁达夫的《日记九种》，记载了他跟王映霞的初次见面，那段恋情后来影响了作家的后半生。
鲁迅在生命结束前不久写的一篇日记，看上去只是因为儿子去医院看病，自己写了篇文章，其实透露了1930年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转折。
萧军的日记记载了他去毛主席的家里——窑洞，回来兴奋地记录他们的谈话过程，这个当然是近距离地见证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又一个历史时刻，只是萧军当时还没有充分地意识到。
一、巴金的《赴朝日记》
我们今天选择巴金在1952年这一天的日记，又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呢？没有特别的考虑，只是想记录一位有代表性的作家，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一天，普通的工作和生活。当然，这普通的工作、生活也会反映那个时代作家们普遍的处境和心情，一种面对新时代的期待、憧憬，或者说，也有点不太确定的心情。
这篇日记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巴金全集》第25卷《赴朝日记》的第一部分，这一卷里还收录了1960年的《成都日记》、1962年的《上海日记》等等。
巴金的日记基本上也是记事为主，写的时候估计也没想到发表，大概就是个日记，比郁达夫的《日记九种》要朴素一点，比鲁迅日记还是要多一些描写，我们知道巴金的文风就是喜欢描写。
《赴朝日记》的第二篇是1952年3月16日，记载了巴金坐车过了鸭绿江，进入了战争状态的朝鲜。日记里这样写，“江水碧绿，水面荡漾着微波。除了桥上炸痕外，看不见战争痕迹……车行不到一小时，就看见美国暴行的罪证，公路旁的房屋几乎是片瓦不存。”
短短一句话，我们就可以看出，巴金在1950年代初是真心坚决地和志愿军、新政权站在一起的。
下面我们要读的是3月22日的日记。
“晨六时五十五分起，七点半下山，饭后开会讨论让彭总解答的问题，和对王、丁二位报告的意见。”
志愿军有个王部长和丁处长，在一天前给作家们做了几个小时的战争形势报告。
“十时半汽车来接我们，坐在卡车中。到山下大洞内三反办公室，等了一刻钟，彭总进来，亲切慈祥有如长者对子弟，第一句话：‘你们都武装起来了。’‘你们里头有好几个花木兰。’‘你们过鸭绿江有什么感想？’谈话深入浅出，深刻、具体、全面。”
彭德怀当时是志愿军总司令，其实比巴金也就大了六岁，此处的“有如长者”，这是一个比较尊敬的说法。
“谈话中甘政委和宋副司令也进来了。彭总讲完后宋、甘也讲了些话。宋司令讲到欢迎。彭总说：‘我虽然没有说欢迎，可是我心里头是欢迎的。’甘政委讲话时喜欢笑。会后彭总留我们吃饭，和彭总谈了几句话。又和甘政委谈了一阵，很感动。三时吃饭，有火锅。饭后在洞口休息，洞外大雪，寒风扑面。”
1952年，战争其实已经进入胶着状态。战争初期，1950年时，志愿军曾经占领过汉城。有一些后来公布的历史文件，说是关于到底是否要让战俘自己决定回到哪里去等问题，双方争执，停火协议签不下来。
我们熟悉的“一条大河波浪宽”——电影《上甘岭》插曲中的故事，就发生在朝鲜战争的后半段。天冷冬装不足，也影响了战事的进展。
“洞中非常暖，回到洞内候五时半才放映电影，共放映《海鹰号遇难记》和《团结起来到明天》二片。晚会结束，坐卓部长小吉普回到宿舍山下。卓部长把手电借给我。雪尚未止，满山满地一片白色。我和白朗在山下叫赵国忠专接我们。山下积雪甚厚，胶鞋底很滑，全靠赵分段拉我们上 山。刚到山上，看见山下灯光，知道别的同志们回来。休息片刻，看钟不过九点五十分。读俄文到十点一刻睡。睡前写了一封家信。”
3月22日的巴金日记全文已经读完，这天的日记有什么特别呢？没什么特别，只是简略记述了体验前线生活的作家们获得军队首长的接见，然后吃火锅、看电影，气氛融洽，一切正常。
但记着，这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相信无政府主义的作家，他在这么短时间里就自觉地成为“同志”，这放在历史进程中看，还是有特别意义的。尤其巴金，后来数十年被批为“黑老K”,到他写散文《怀念萧珊》时，写到他跟妻子早上醒来，互相感叹，“日子难过啊！”
去朝鲜的成果，是小说《团圆》，后来改编成著名的电影《英雄儿女》，王成一句“向我开炮”，几乎是五四老作家当中唯一一篇红色经典。这是巴金1949年以后最重要的作品了。
后来在成为“黑老K”之前十多年，巴金是上海作协主席，还兼有政协和人大的工作，我看过他一些散文跟日记，整天忙着机场接外宾，参加各种联欢活动，还有各种政治会议。
二、1950年代，作家们的日常工作与生活
对巴金来说，干部的工作比作家的职责更繁忙，更紧迫。这当然不是巴金一个人的情况，而是1950年代大部分知名作家的普遍情况。
曹禺和老舍，1940年代末都在海外，他们听到新中国的消息，都回来了。曹禺后来成为中国文联的执行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这是中国非常有名的、最出色的话剧团体），但是他在1950年代也写不出新戏，一度只能反复修改早年的《雷雨》、《日出》，将方达生、鲁大海改成地下党等等。
茅盾做文化部长、中国作协主席，第一次文代会以后，再也没有长篇、中篇创作。1950年代中期，写过一点文学评论，把文学发展概括成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从理论上讲，也不大make sense（没什么意义），除此以外，再没有文学活动。
叶圣陶是教育部副部长，他也不写那些以前很出色的批判小市民、解剖知识分子的小说，和一级作家张天翼一样，转型儿童文学。
比较有成就的老作家是冰心和老舍。冰心写了不少出国访问的游记，一贯光明，一片冰心。老舍不断有新作，最出名的当然就是《茶馆》，我们以后会专门讲老舍的一天。
除了巴金的《团圆》外，老舍是老作家群中最有收获的人民艺术家。说是老作家，其实“巴老曹”在1950年代也就四五十岁，跟王蒙他们这一代在文革后复出的年龄差不多。
这些五四一线作家做了领导，接见外宾、主持会议、视察前线，当然起到了文艺军队的作用，但是作品是比较少的。
三、1950年代“主流作家”与五四一代作家的区别
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讨论五六十年代作品时，甚至文艺论争时，很有意思、很有见地地先将作家分类，将1940年代较有文学成就的张爱玲、钱钟书、师陀、巴金、沈从文、沙汀、萧红、路翎、丁玲（基本上就是我前面读过的作家），称为“中心作家”。我不明白他们“中心”在哪里，因为他们其实有很多人是几十年以后才被文学史认可的。
洪子诚说他们这些“中心“在1950年代被边缘化，我倒觉得他们有些人，像张爱玲、钱钟书，从来都没有到过“中心”，张爱玲也许算“小中心”吧。从中心到边缘，比较典型的是沈从文，因为沈从文一直是主流作家，但是1950年代以后他就做不成作家了，在历史博物馆做文物研究员了。
钱钟书是做研究了，朱光潜、萧乾、施蛰存、陈梦家等也受到了各种不同程度的批评，所以我一点都不觉得他们是“中心作家”。
另外一些处在上升期的，洪子诚称之为“主流作家”，他们一部分来自于解放区，另外一部分是1950年代以后的新人。在我看来，他们跟五四作家有两点重要的区别。
除了前面讲过的，这些作家大部分在创作起步时，已经是党的基层或者中高层干部，还有一个重要的相同，或者说不同，那就是1950年代“主流作家”大部分都曾经做过报刊编辑。
比如柳青，写代表作《创业史》是1950年代后的事情，早在1938年到延安时，他已经是报刊编辑，在做其他群众工作。
赵树理、周立波、峻青、马烽、西戎、浩然、李季、闻捷等等，都曾经担任过报刊编辑。当然，他们从事的编辑，跟晚清李伯元、吴趼人，或者后来香港的金庸他们很不一样，他们编辑的不是市场的报纸，不是以读者、销路为主导的传媒，而是在解放区从事革命宣传的报纸刊物，这个非常重要。
另外一些作家虽然不一定做报刊编辑，但也以不同的方式从事革命宣传工作，比方说杜鹏程、刘白羽、杨朔，都做过革命报纸的记者，梁斌、欧阳山做过文化宣传，王愿坚、吴强、茹志鹃、沈西蒙等等都曾经在军队里从事文化宣传工作。
所以我们之前说第一次文代会以后几乎全体作家都成了干部，其实只讲了对了一半，因为刚才讲的这些1950年代的主流作家，他们在做作家之前，就已经是基层宣传干部了，所以他们是先做干部，再做作家。
相比之下，五四的时候，办报和教大学的老师有着不同的追求，一个注重读者，一个注重教育。到1950年代中期，这个矛盾不存在了，办报、编辑、记者，各种宣传工作跟写作一样，都是文艺战士应尽的职责，这是新作家跟老作家们的第一个重要区别。
老作家们其实并不老，他们大部分在大学兼职，五四的时候就也是这样，让自己喜欢的作品成为与时俱进的知识，进而在教育领域影响社会，这种情况在1950年代也发生了变化。
有些作家听了别生气，这个变化的标志，就是两代作家之间学历显著下降。民国时期的作家们，不管留日归来的，激进、革命，留英留美的，自由主义、主张改良，本土学者，更强调道德、更接地气等等，总体上作家们都是到大学教书的。即使沈从文没什么学历，胡适一介绍，照样到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教书。
但到了1950年代，主流作家中，除了周立波当过“鲁艺”教员，赵树理、李准做过中小学教师，贺敬之在华北联合大学工作过，张光年在北方大学教过书，其他大部分作家和高等学历、大学教育没有关系。
他们的社会经验、革命经历远远超过他们的知识文凭和外文能力，这种情况甚至延续到1980年代以后，成为我们今后考察当代文学各种历史文化条件的其中一个因素。
除了学历不同，洪子诚教授还非常醒目地注意到作家群体的地域差别，这也非常有意思。1920到1940年代，中国著名现代作家多出生于江浙、福建东南沿海，比方说鲁迅、周作人、叶圣陶、朱自清、郁达夫、茅盾、徐志摩、夏衍、冰心、戴望舒、艾青、钱钟书、穆旦、路翎等等，还有一些在四川的文人，郭沫若、巴金、沙汀、艾芜、何其芳、李劼人。
但是刚才说的解放区的文人，1950年代的新人，柳青、赵树理、杜鹏程、梁斌、欧阳山、王愿坚、杨沫、吴强、李准、贺敬之、杨朔、刘白羽、张光年等等，大部分是陕西、山西、河北、湖北、河南、北京、山东等地方的人。这不完全是巧合，这种作家地域的转换，让文学思潮、文学创作，也就从重学识、才情、灵感、文化传统转变到了重政治意识、乡土经验、现实斗争策略等等。
当然了，文学的这种转变跟中国革命的实际进程也不无关联，当时的人们就已经注意到，老一辈的革命家大致来自于湖南、江浙，中年干部大多来自于北方。
近年，有一次党代会以后，传媒好事去统计政治局成员的籍贯分布，发现山东还有北方的省份最多，沿海地区较少，广东好像有一次一个都没有。当然了，这里边有很多偶然因素，不说明什么。
如果各位读者有兴趣，对于张炜、张承志、莫言、余华、贾平凹、陈忠实、王安忆、韩少功、阎连科等等这一辈作家也做一个地域、籍贯的统计，也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思考线索。
形象一点概括，现代作家是文学北伐，当代文学是革命南下。
下一期，我们会读一篇可能是1950年代最重要的短篇小说——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本集小说
初版：《巴金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使用版：《巴金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参考书目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巴金：《巴金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巴金：《随想录》，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巴金：《巴金散文：怀念萧珊》，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巴金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李存光：《巴金研究回眸》，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陈思和、李辉：《巴金研究论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林贤治：《巴金:浮沉100年》，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8
李辉：《巴金传》，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
陈思和：《人格的发展——巴金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徐开垒：《巴金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