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这里是《邵恒头条》，我是邵恒。
不久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下调到了3%——这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
关于经济放缓的原因，市面上有不少分析。很多人认为，全球贸易摩擦是主要原因。只有消除了贸易的壁垒，减少政治上的不确定性，才能重新提振投资的信心。
不过就这个问题，我倒是注意到，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的思考有点与众不同。
在11月12日，格林斯潘参加了《财经》年会，和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的院长朱民展开了一场对话。他在对话中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观点：他认为全球经济走弱的根源问题，在于人口结构。在今天的《邵恒头条》中，我就来跟你分享一下格林斯潘的观点。
格林斯潘其人，相信你已经很熟悉了。
他一度被认为是最成功的美联储主席，因为在他长达19年的任期当中，美国经济经历了二战之后最长时间的增长。当然，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很多人把矛头转向了他，认为他得对金融危机负责。
对于这个人的功与过，我们在这不评论，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去看看得到上徐瑾老师的《经济学大师30讲》。但重点在于，格林斯潘是一个在将近二十年时间里执掌整个美国经济命脉的人——对于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底层驱动力，他有极其敏锐和深入的思考。
他的对话者朱民呢，也是一个重量级人物。他是中国最有名的经济学家之一，曾经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副总裁，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的副行长。这两个人同台，可以说强强组合，他们的思考当然值得我们竖起耳朵听听。
朱民指出，经济学家一直在关注一个值得担忧的现象，就是从2008年以来，全球的投资在下降。以美国为例，今天美国的投资与2008年相比，所占GDP的比重降低了3个百分点。但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全球性的投资疲软呢？
格林斯潘认为，原因是全球其实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人口老龄化。
年龄在65岁以上的人口，在全球人口当中的占比一直都在增长，从1980年的12%以下，到2000年的14%以上，到2018年的18%以上。
随着老龄化人口的增长，我们还看到两个趋势：一是社会福利支出在GDP当中的占比开始增长，二是储蓄的占比开始下滑。两者变化的幅度相近。这种趋势不仅发生在美国，还发生在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地区。
格林斯潘认为，福利支出“挤占”了储蓄的空间。
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来说：本来你知道，上了年纪之后医疗支出会增加，所以你会为了医疗特意留出一笔钱，存起来。但这时候政府提高了医疗福利，可以覆盖你的大部分医疗支出，那么你可能会觉得，那笔医疗存款没什么必要了，可以花出去了。
对于这样的现象，美国也有经济学者进行过研究。比如说美国堪萨斯大学的研究发现，在1984年到1993年期间，由于美国联邦政府提高了医疗补助，使得美国低收入人群的储蓄率下降了17.7%，而消费增长了5.2%。
另一项1984年的研究发现，社会福利每投入1美元，美国个人储蓄相应就会减少45美分。
理论上来说，挤占就是这么发生的。不过我们也知道，相关性不一定等于因果性。人的储蓄和消费行为很复杂，恐怕不是福利支出这一个因素能解释的。不过老龄化让储蓄下降，倒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现象——道理也很好理解，因为人老了，没有收入了，自然会花老本嘛。
而储蓄下滑，会给经济带来一系列的连锁问题。
首先是，储蓄下滑会导致国内投资降低。
从格林斯潘提供的数据来看，储蓄和投资的增长在美国经济中一直都是齐头并进的。
储蓄高的时候，投资额度也高，两条线几乎重合。直到近几年，投资额度才超过了储蓄额度，不过这主要是源于外来资金的补贴。而随着储蓄下降，美国国内的投资也出现了下滑。
这就引发了第二个问题，生产力增速下滑。因为我们都知道，投资是提升生产力的强大引擎。
从格林斯潘提供的数据来看，从2010年开始，美国社会生产力的增速开始出现明显的下滑。从1995年到2010年，生产力以每年2.8%的增速提升，但在2010年至2018年，增速下滑到了0.7%。格林斯潘在图表当中统计了从1948年开始的四个阶段，而0.7%的年化增长率，是这四个阶段当中最缓慢的。
生产率低，进而又带来了第三个问题：工人的工资无法提高，通货膨胀一直保持在低水平。那你要知道，低通胀、低增长、低利率的状态，是“日本式衰退”的典型特征。所以在对话中，朱民问了格林斯潘，照这样下去，全球会不会进入“日本式衰退”？
对这个问题，格林斯潘没有直接回答。
但如果他的观点成立，朱民判断，全球可能会很长时间都处于低增长的格局。原因是人口老龄化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格林斯潘的观点，中国也值得参考。他在对话时指出，中国人均GDP以及人们的生活标准之所以能在短时间之内大幅上升，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储蓄和投资在GDP中的占比很高。在过去15年中，这个比率一直在40%以上，而相比之下，同时期美国的比率始终徘徊在20%之下。
但即便有如此深厚的基础，中国也同样出现了储蓄空间被挤压的情况。从2008年到2018年，储蓄在中国GDP当中的占比，从50%以上，下滑到了45%。同一时期，社会福利的支出从3%左右，攀升到了接近8%。
听到这儿，你肯定会问了，老龄化的困局，有没有解决方法呢？
格林斯潘说，如果是从社会福利的角度切入，那得想办法不让社会福利挤压储蓄。而这方面的经验，现在恐怕只有一个国家有，就是瑞典。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瑞典实行了养老金制度改革。改革后的瑞典，采用的制度和大多数国家都不一样——什么制度呢？叫做记账制养老金。
这个制度，真解释起来很复杂，但你只要知道它实现的效果是，每个人拿到手的养老金并不是基于历史收入、工作年限决定的固定金额，而是每个人按照自己的实际贡献以及名义上的回报率领取养老金。金额会产生波动，当经济增长放慢的时候，或者人们的生命预期增长的时候，养老金年金也会相应下调。
但这个方案，显然实施起来并不容易，要不怎么只有瑞典、意大利、波兰等等少数欧洲国家采用呢？但不改吧，按照格林斯潘的判断，投资又会持续低迷，所以养老金改革是个大事。
好，总结一下，在今天的《邵恒头条》中，我跟你分享了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分析。从他的分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全球投资走低，核心问题并不是短期的政治因素。症结其实在于人口老龄化——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全球性的结构性问题。
我觉得他的分析，给我们看国际关系问题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过去，人们分析国际关系，常常会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把国际关系看成是一种博弈或者利益交换。但他的分析让我们看到，全球经济其实面临同一个对手，那就是，长期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邵恒头条》。我是邵恒，我们明天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