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你一起终身学习,这里是罗辑思维。 最近,我翻出来一篇旧文章,梁建章写的,就是携程公司的董事长,也是著名人口学家梁建章,他在2016年写的文章。核心是一...

和你一起终身学习,这里是罗辑思维。

最近,我翻出来一篇旧文章,梁建章写的,就是携程公司的董事长,也是著名人口学家梁建章,他在2016年写的文章。核心是一个大胆的建议,取消中考,把初中和高中合并,中学阶段一共4年。这不就省出来两年吗?这样,一个人16岁就可以上大学了。19-20岁大学本科就毕业了。22岁就硕士毕业了。

奇怪,早两年上大学,对中国有什么重大意义吗?值得一位人口学家这么郑重其事地提出个建议吗?我们来看看梁建章的分析。

你算算看,现在一个人22岁大学毕业,到60岁退休,理论上有38年的工作时间。那按照梁建章的建议,提前2年上大学呢?也就把38年提升到了40年,提升了5%。区别不大啊。梁建章说,不,区别很大。

年轻时候的一年,和年老时候的一年,那可不是一回事。在人的整个职场生涯中,二十岁出头的年龄正是黄金期,提前两年工作,可以捕捉到很多机会。这些机会,一旦踩上,在一生中都是可以不断放大的杠杆。所以老了之后可能会大不一样。

我们身边不缺这样的例子。比如中国证券市场90年代起来了,很多年轻人当上了第一批红马甲,证券交易员,30岁前后,就成了证券行业的资深人士。我同学中就有这样的人。这样的机会窗口,从打开到合上,就那么短短几年时间。一旦错过就没有了。

再比如梁建章本人。他是上海人,复旦大学少年班的学生,上大学就是比同龄人早两年,这让他早留学,早创业,甚至在创业成功后还有时间去攻读博士,那年他35岁。如果推迟两年,他就奔40了,也许美国大学就不收他了,他也觉得自己可能就没这个机会了。在美国,像比尔·盖茨,扎克伯格这样的创业英雄,都是大学期间开始创业。这说明什么?说明一个合适的创业者,在那个岁数,心智已经完全成熟,已经可以事业起步了。何必逼得他们非得辍学创业?

创业如此,创新也是如此。科学家最具创造力的年龄也是在35岁之前,大部分诺贝尔奖得主的科研成果都是他们35岁以前就做出来的。这是上限,还有下限。现在的知识大厦越建越高,要做诺贝尔级的科研创新,博士学历是标配。如果一个人博士毕业之后到35岁之前,搞出诺贝尔级的科研创新的时间就这么短,这就是创造力的黄金期,那大学早毕业两年,就意味着这个人的黄金创新期多出来整整25%。

当然,如果你了解梁建章过去的言论,你就知道他还有一个重要的关切点。就是中国的人口和生育问题。这几年,他一直在呼吁中国要鼓励生育。那大学生早毕业两年,也就意味着一个女性的黄金生育期多出来两年,那纸面上算一下,中国的生育率有可能会提升10-20%。对于我们这个人口大国来说,这个数字极其可观。

好处就说到这儿。但是一个政策建议,不能光看好处,还要看代价。初中高中合并就少了两年的学习时间。有人可能会说了,那么多知识来得及学吗?梁建章是这么答复的:你想,现在有个中考,还有个高考,初中高中的最后一年基本都是用来复习备考的。如果初高中合并,中考就没了,高考压力再有个分流,这两年时间不就省出来了吗?不耽误大家学知识。

这是梁建章老师在2016年写的文章。今天我之所以要把这篇旧文章翻出来和你聊,是因为我最近在这个方向上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最近我和四十多位得到老师,去参观了一次北京十一学校,请十一总校校长李希贵老师给我们讲了一堂课。

其中有一点我印象很深。李希贵校长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全世界各个国家学制不太一样,比如俄罗斯小学是四年,美国大部分是五年,而我们中国是六年,但是几乎所有国家,基础教育结束的时间都是差不多18岁。为啥?

答案是:这并不是因为有那么多知识一定要学到18岁,而是一个人成长到18岁,他心智才能成熟到一个程度,就是他的动力系统和刹车系统基本就匹配了、平衡了,这部车能启动,也能刹得住。这个时候国家才能放心把你放到社会上去。为什么有的国家21岁才让喝酒?就是因为一喝酒,一个人的刹车系统性能又下降了。所以,能喝酒的岁数还要迟3年。

你看,从这个视角着眼,学校不止是一个人的知识加油站,学校还是一个人进入社会之前的刹车装配厂。学校不仅要给你动力,学校还要让你知道怎么约束自己。那怎么做到呢?就是在学校里通过各种课程,让一个学生去试错,去模拟地经历将来要在社会上经历的一切。这就是李希贵校长再三强调的教育思路。

理解了这个角度,我们再回到梁建章前几年的那个建议:初高中合并,中学生提前两年毕业,16岁就进入社会,合适吗?我自己的答案是,仍然合适。因为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他们的刹车系统不一样了。

过去的社会,每个人面对的是一个任务系统。题目已经出好了,每个人各凭本事去答题,靠分数。在学校,您得做老师出的题,在单位,你得干领导布置的活儿。那每个人的刹车就是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原则规矩。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一个学生毕业面对的,往往不是一个确定的任务,而是一个目标,一个“事”,具体怎么达到这个目标,做成这个“事”,每个人有自己的定义。甚至这件事,在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看起来好像更自由,但其实对人的约束力更大。为啥?因为完成一个别人定义的任务,还有讨价还价的可能,还有优良中差的等级,一道题答对一半还能给分。但是如果做一个事,达到一个目标,差一点都不行。这是一个更好的人格塑造系统和刹车系统。

现在,人一到社会上,不管是做一个销售、还是搞一项科研、还是主办一个活动、还是搞一个产品、或者干脆去创业,你发现没有?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完全一样的,达成目标,都需要根据一时一地的条件,做各种各样的创新。

举个例子,您一路学霸,大学中文系高材生毕业。但是又能怎样呢?一旦到工作单位,你会发现,并没有抽象的中文写作能力这个事,世界上没有那么多作文大赛。你遇到的,都是类似于给某某产品写个文案,给某某公众号写个文章,给领导的某次演讲做个ppt,这样的事。在所有这些“事”面前,你需要的远远不止写作能力,你需要调动各个方面的潜能,学习全新的东西,才能把事做成。而且还有一点,在做事这个环境里,没有谁有确定的优势。领导和老板,写公司的公众号文章,还真不见得就比刚毕业的大学生强。

看懂了这个社会变化,我们就能放心把16岁的学生放到社会上了。不仅社会的学习资源更多,而且社会越来越像是一所大学校,里面各式各样的事,就是一个个课程,对一个人的塑造能力也更强。

就拿我们这次40多位得到老师到北京十一学校参观来说。学校并不把这事看成是一次单纯的参访,而是把它开发成了一次全校学修课。

怎么做的呢?我们去之前,十一学校就在“校园机会榜”上公布了这件事,招募学生参与这个活动,而不是指定谁来接待。报名的同学,就要开始设计了:当天接待的流程什么样?分成哪几个小组?每个小组最适合对接哪几位参观者?这些得到老师都是什么背景?可能会问什么问题?各自走什么样的参观路线?当天,我们四十多位参观者都很惊叹。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体现出来的组织能力和待人接物的能力,设计一个行为的能力,一般的成年人都达不到。要知道,那是一群初高中生。

你看,在这样的“事”里面,孩子和成人相比,并没有明显的劣势。学校和社会之间的界限发生了一点模糊。那为什么不让这些孩子早上两年进入社会,去获得更多的学习机会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时隔三年,呼应一下梁建章老师的那个提议,真的可以认真探讨一下,中学学制变革,让孩子早一点进入社会。

好,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罗辑思维,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