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FM 做过许多职业故事，这些职业中能称为「家」的几乎没有。但今天故事的讲述者，称他为「文学批评家」应该不会有人怀疑。大多数人知道许子东，都是因为他在《锵锵三人行》里做嘉宾，和窦文涛、梁文道聊当下的时事热点。但今天，我们不聊热点，只聊许子东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的经历和体验。
我叫许子东，是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文革后期我在钢铁厂工作，后来读了一个大专——冶金自动化，当时是为了去日本留学，然后去宝钢当工程师，这在当时是一个正常的路径。
但我在下乡的时候，喜欢上一部小说，杰克 · 伦敦的《马丁 · 伊登》，讲一个水手为了追一个女孩，立志成为作家，最后失望跳海的故事。
那个时候正好伤痕文学开始，很多人因为写小说一举成名，我觉得自己的才华不应该被埋没，也开始写小说，寄到各种杂志，但不断被退稿。
那是 70 年代末，我还给巴金寄过稿子，巴金给我回信说，谢谢你的信任，但我只做创作，不搞评论诸如此类。我觉得很不容易了，大作家亲笔回信。
为了实现我的文学梦，我改考了华东师大的现代文学研究生。备考的时候，偶然在图书馆看到一本郁达夫的选集，当时看到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也能写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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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的写作，简单粗暴讲就是非常直白的描述自己的性苦闷，在文革期间等同禁书，竟然被我在偶然间遇见。
郁达夫的日记很奇特，举个例子， 1927 年的一天，他在上海收到远在北京的原配夫人寄的衣服，他穿上衣服后十分哀叹，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团圆，在一起共同生活呢。
郁达夫当时在上海，已经是非常有名的作家。同一天下午，他在朋友家遇见了之后改变他一生的二十岁杭州女孩王映霞，奇特在于郁达夫在当天的日记里就写下：我今天遇见王映霞女士，我要跟她做永久的朋友。
一方面郁达夫觉得对不起老婆，一方面他又立刻爱上别的女孩，同时他还接受徐志摩给他介绍女朋友，他自己又跑去司马路找妓女。找妓女也不睡觉，就在一旁抽鸦片、喝酒。
他竟然把这些都写在日记里。
郁达夫是一个隐善扬恶的人，一般人都是隐恶扬善，他不一样，很有意思。
现代文学里两个最重要的作家，鲁迅和郭沫若，这两人其实关系并不好，但他们跟郁达夫都是好朋友，这使我感到非常困惑。
研究生录取考试时，有一门作文，题目就要求写一封给友人的信，谈谈现代文学。出题的老师是钱谷融，他后来很有名。他就要考作文，就看这一门。
我就把我的感想写进去了。后来才知道，当时一百多人只录取六个人，而且我还是跳级考研究生。我能被录取，就因为这封信。
录取之后，钱先生不正常上课，在学校里找了一个亭子，一个月开一次讨论会，让我们学生每人做一个读书报告。
第一个做读书报告的同学叫戴光中，后来是宁波作协主席。他的读书报告就是一篇完整的论文，叫《试论胡适在文学革命中的作用》，把我听呆掉了。
第二个轮到我，我就找老师，我说钱先生我该怎么办？他说，你不是对郁达夫感兴趣？我马上花了两三个礼拜，在图书馆里，把郁达夫大部分的作品几十万字都看了，边看边想边做笔记。
想好怎么写了，这时候我看到一篇五十年代中期曾华鹏、范伯群二人写的《郁达夫评传》。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看完我就瘫坐在图书馆椅子上——我想的东西人家在二十年前就已经讲过了。
我就去找钱先生，钱先生讲了一句影响我终身的话：你觉得你的话被别人说掉了，那是因为你没有在作品里读到你自己。
我还记得第二个月我做报告，我写了一篇《郁达夫与日本》。前不久我去日本名古屋大学开郁达夫在名古屋大学毕业一百周年纪念会，请我做主题发言，我老老实实说，回顾这三十多年，我没什么进步，发言的题目还是《郁达夫与日本》。
当时我的第一篇论文在亭子里小组会上读了后，钱先生帮我改六个错别字。然后说了一句话：可以送到学报去，看看能不能发表。
你想想，今天大学教授在学报发表一篇文章，就算是一年的学术成果。我那个时候只是研究生一年级，这对我是莫大的鼓励，所以后来我小说就不写了，改写评论了。
研究生毕业，我的论文在一起成了一个集子，在浙江文艺出版社非常罕见的出了一本书，我也就留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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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评了职称，过了一两年，我开始转写当代文学评论，也有了一些机会，1984 年，我参加了后来影响深远的杭州会议，这个会议在当代文学史上很著名，启发了后来的寻根文学。
这个会的政治背景是上海文学跟文艺报有争论，跑来杭州开会。但这个会一点没讲政治，当时阿城的《棋王》刚发表，很出风头。会上讨论最多的是，现在一些作家拼命学现代派，其实学的都是翻译腔，他们不懂外文，学的都是李文俊、傅雷等。真正要锻炼文字，还是得去明清笔记里找。
当时在西湖边上，我们吃完饭散步，韩少功对我说，他回去就要弄点干货。后来，他就写了《文学的根》，成为寻根文学的代表。
杭州会议开了三天，完全没有谁先发言、谁讲评等等，讲的都是真材实料。所以后来我有个观念，会想要开好，一定要请对人。你找十个行内高手聚在一起，不管讲什么，都会很有价值。
我其实前些年写过一篇文章，回顾整个现代文学批评的大概过程，二十年代，文学批评发生在作家与作家之间；三十年代，出现左联，文学批评中开始出现政治背景；到了延安时期，文学批评变成了文学生产机制的一部分，代表一种对文学的引导规范；五、六十年代直到文革结束，大学的学者跟实际的创作没有关系；八十年代，出现了一批年轻学者，跟作者是朋友，关系十分密切，他们直接使得八十年代的文学迅速从控诉文革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转向寻找传统的寻根文学和探索现代派技巧的先锋文学。而这个阶段，我很有幸参与了。
还有个例子，1985 年郁达夫去世四十周年，我被中国作协请到北京写一个关于纪念郁达夫的讲话，代表国家对郁达夫烈士身份的认可。
我当时刚升副教授，还没坐过飞机，被抽调过来，他们给我定了七天的酒店，要我写一篇三千字的发言稿，我一天就写好了。写好之后他们就问我要不要参加中国作协的一个会，讨论一个新作家的新作品。
他都不说作者的名字，但是讲来评论的有汪曾祺、陈建功等等有名的作家。结果你知道讨论谁的作品？是莫言的第一部小说《透明的红萝卜》。
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当代文学的会，我当时也好高骛远，我想我不能老做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更好玩，它代表了新趋势。
当时有个机缘，1987 年我去香港大学做访问学者，接触了西方流行的学术界理论，我看到了中西根本性的区别。
内地做文学，像在前线打仗，你要治病救人，别管用什么方法，赶紧把病人救活。但在海外，就像医学院学生旁听的实验课，老师们做演示，学生在下面看。
区别就在于内地文学批评，问题最重要，但西方学术圈，他们不讲问题意识，他们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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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研究郁达夫，在香港我遇见了李欧梵教授，他推荐我到美国去。1989 年，我去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零下三十多度的芝加哥，我们在冰天雪地里的小屋，一整年时间，都在谈高深的理论。
一年之后，正好李欧梵教授到了洛杉矶，我为了申请奖学金，又去洛杉矶读了个博士。之前我是研究郁达夫、当代文学的，洛杉矶有一批人在研究中国当代女作家，其中有一大半都是关于张爱玲的，机缘巧合我就碰见了张爱玲。
那个时候美国学校的停车场很贵，我都是开到一个路口找免费停车位，然后搭巴士去学校。几年之后我才知道，那个路口，就是张爱玲住的地方。
当时我开着车找停车位，脑子里都在用英文打腹稿，我竟然不知道，她就住在这个路口，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奇怪的事情。
有时候我在想，说不定我在路上遇到过她。张错——就是最后去海上撒张爱玲骨灰的南加大的教授——他说，「许子东，你就算在街上见到了她，你也不会认识。」她戴一个假发，穿一个最便宜的拖鞋，走在路上，你都怕撞倒她的那种老太太。
曾经有个台湾有个记者探听到张爱玲的住处，在她旁边租了一个房子，整天等她，也等不到。最后写了封信塞到门下，请求第二天来采访。结果，张爱玲第二天早上就搬走了，没有知道她生活什么样子。
我在美国待了几年，香港岭南大学有个位置，李欧梵教授建议我说，如果你想对中国文学有一点贡献的话，还是去香港比较好。我想了想，回了香港教书。
研究生开始读郁达夫，读当代文学，使我能够把文学批评作为我的终身事业。在我这里，教书是职业，文学批评是事业。我很幸运，可以做一份喜欢的事情，同时能赚到钱，并且得到社会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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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职业里最享受的时刻就是：我写好文章，先放一放，隔两个礼拜再看，哎呀，怎么写得这么好（笑），这是我最 Enjoy 的时候。
我有时候跟学生讲，一个东西，首先你很感兴趣，其次你有可能取得成绩，第三你能够赚到钱。那如果这三个里面有任意两个，这个工作你就可以接受了。假如只有一个，你就要好好考虑了。
你知道我学生怎么回答吧？
他们说，我们找工作，三个里面一个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