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开始读“五四”时期的作品，第一本是鲁迅的《狂人日记》。读过晚清作品之后，我们会发现“五四”新文学与晚清文学可谓一脉相承。但不同的是，鲁迅将文学的焦点，从“官”转向了“人”，也使《狂人日记》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总纲。
20世纪中国小说，今天是第14期，是一个转折点。正好快到5月4日，“五四”百年。从这一期开始，我们进入中国文学的一个新时期，实际上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我们要开始读“五四”时期的作品了。
一、从晚清到“五四”文学：一脉相承
不过我想强调的是鸳鸯蝴蝶派并不是在“五四”以后就马上衰落消失的，甚至在今天、在未来，广义的鸳鸯蝴蝶派，它还是会存在，而且一直有它的生命力和读者市场。
所以从文学的角度来讲，包括鸳鸯蝴蝶派以及其他晚清小说，跟“五四”文学的界限其实不是那么截然分明的。
从表面特征看，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名字，都比较鸳鸯蝴蝶：陈蝶衣、周瘦鹃、秦瘦鸥、徐枕亚、张恨水。他们小说里的男主角们，也常常有个比较女性化的名字：梦霞就是一个例子。
这些名字大部分都是庭院、自然景色、花草鱼虫等等能指，代表的是一种消闲游戏的人生符号，当然实际上也可能是人生血泪。
与晚清的狭邪小说相比，鸳鸯蝴蝶派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佳人是良家女子，这是一个重要特点。
也就是说鸳鸯蝴蝶派开始把爱情战场，从风月场所转到了家庭社会，而且他们的重要主题，所谓婚姻不自由，其实正是“五四”一代作家自己受限制、受煎熬的现实环境。
我们知道鲁迅、郁达夫这些人，不就是在亲身体会传统婚姻的困境吗？
另外鸳鸯蝴蝶派在小说形式上也不是没有贡献，符霖的《禽海石》就是最早在长篇小说里用第一人称的人物，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更是抒情体的第一人称；徐枕亚后来将《玉梨魂》改写成《雪鸿泪史》，也是一个长篇的日记书信体。
所以当鸳鸯蝴蝶派的文言小说，在“五四”时代被新文学冲击的时候，其实新文学才比较通俗易懂。虽然新文学的读者数量开始是小众。
“五四”的特点是什么？我在《许子东现代文学课》里总结过这么几点，它既是“五四”的特点，也是鲁迅的特点：
一、白话文创作；二、相信科学民主，批判礼教吃人；三、忧国忧民，启蒙救世；四、相信进化论。
第一点，白话文创作，我们前面13期节目，我反复强调，除了鸳鸯蝴蝶派的《玉梨魂》外，大部分晚清重要的谴责小说都已经在使用白话文，例如李伯元、刘鹗，在叙述文字方面，跟“五四”以后的小说没有本质的区别。
第三点，启蒙救世，我们看得更清楚了，梁启超从理论到实践，早就开始了“五四”忧国忧民之路。
我们记得李伯元还要教官场的人怎么做官，老残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这种文侠姿态，都是跟“五四”以后批判社会的主流直接相连。
所以在这两方面，现在人们说没有晚清哪有“五四”？我们看到晚清跟“五四”是一脉相承。
在另外两个方面，鸳鸯蝴蝶派“发乎情，止乎礼”，提倡的是改良礼教，这跟“五四”说礼教吃人这么激烈的姿态，是有所不同的。
如果说“进化论”，《孽海花》那些小说，其实也希望中国开放，相信中国会进步，只是对“进步”的定义有所不同。
好了，“五四”的四个特点，两个完全跟晚清一脉相承，另外两个也是五十步、百步之分，那我们今天讲“五四”新文学，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
换句话说，从我们前面读的13期，四大谴责小说、鸳鸯蝴蝶派，再到今天我们要讲的鲁迅、“五四”，重要的不同在哪里呢？
二、“五四”新文学：从“官”转向“人”
我虽然以前讲过现代文学课，也重读过鲁迅，但是说实在话，正是在这一次仔细重读晚清几个小说以后，我才重新认识了鲁迅的意义。
从梁启超提倡以及亲身实践小说界革命以后，晚清谴责小说都在批判社会，而且不约而同地都把官场视为中国社会问题的焦点。
李伯元是冷嘲“上上下下，无官不贪”，说不要钱的官员，说书人说实话一个都没见过。
吴趼人热讽社会各界怪现状，最奇怪、最荒唐的也是苟才之类的官员。
曾朴写的文官，如果是考出来的，有心救国，实际上是好心办蠢事，重金买了假地图等等。
刘鹗笔下的贪官固然不好，但所谓清官可能更坏、更愚蠢、更专制。
反过来，如果不是批判，梁启超用幻想的小说，遥想中国他日富强，可是关键的成功要素也还是靠了一个党、一个领袖，说到底也还是官场的不同，能以文明国家治国之法来治党，改造官场。
《新中国未来记》中的两个主角，长篇争议政治改良或者革命方案，其中一个争议点就是：可不可能有好官？民众能不能依靠好官？
我们之前引用过的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中最后的一段话，很可以代表晚清政治小说的集体的声音。这段话就是：
“中国一向是专制政体，普天下的百姓都是怕官的，只要官怎么，百姓就怎么，所谓上行下效。……
中国的官，大大小小，何止几千百个；至于他们的坏处，很像是一个先生教出来的。因此就悟出一个新法子来：……编几本教科书教导他们。……
等到到了高等卒业之后，然后再放他们出去做官，自然都是好官。”
这个愿望美好而幼稚，但这里的“他们”这个词值得注意。说明写书人和读书人其实都不是官场中的人，但中国社会的关键却是在官场。
现在我们看到鲁迅的不同了，鲁迅关心的重点就不只是“官”，甚至也不只是“民”。把“民”作为中心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情，我们以后再说。
鲁迅认为中国社会的关键不是“官”，不是“民”，或者说也是“官”也是“民”，而要点就是“人”，具体说就是苦难中的国人。文学的焦点从“官”转向“人”，这就是“五四”的意义。
从鲁迅以及他的同代作家的具体经历看，当然这种“立人”的想法，是他们在留学时期接受了欧洲人文主义的影响，还有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
但是从读者、社会接收的角度看，这种“人”的文学，也是从晚清的官场文学自然而然地发展过来的。
第一，如果李伯元讲得有理，无官不贪，甚至买官“买保险”是一种刚需，那是不是说官员之贪，背后也有某种人性的依据？
第二，如果老残说得有理，贪官不好，清官亦坏，那是不是就是把所有的官都撤了，换一批民众、百姓上去，也还会有贪腐、专制？
鲁迅自己在辛亥革命前后冷眼旁观，也对于这种新官旧政现象深感失望，当时他觉得绍兴那边换了一批新人，可是后来发现非常失望，所以促使鲁迅就不再把暴露官场黑暗作为唤醒民众的主要方式了，而是要考虑更复杂的问题，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到底是贪腐、专制的官场导致了百姓的愚昧、奴性，还是百姓的愚昧、奴性造就了官场的贪腐、专制呢？
于是鲁迅以及以他为方向、为标志的“五四”新文学，他们还是像《老残游记》那样以文侠姿态批判社会现实，还是像梁启超这样感时忧国、启蒙救亡，但是他们关心的焦点已不再是中国的官场，而是中国的人。
人的文学，具体说就是解剖国民性和社会的关系。
这里我要穿越一下，加入一句现在的思考，那“五四”人的文学，不再以官场作为社会批判要点，到底他是不想写，还是到了北洋军阀以后，到了民国，不能写呢？
我们知道（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个文学的重点不在“官”，也不在于“人”，而是要写“人民”。民要区别好官坏官，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人的文学的否定。
今天我们重读晚清，对“先有鸡，先有蛋”的问题，对于官场、民众关系的问题，会不会又有重新思考的空间呢？
当时，人们都觉得“五四”是对晚清的超越，50年代又是对“五四”的超越。可是今天再想，中国的问题，关键到底是在官场，还是在民众，还是在人呢？这依然是个问题。
“五四”百年，我们必须肯定鲁迅他们的突破意义，但是，我有时又忍不住在想：是不是鲁迅那一代又过于乐观了呢？他以为晚清处理的问题再也不会存在了呢？
三、《狂人日记》的关键词组：看与被看
晚清作家谴责中国官场，李伯元是在租界，梁启超是在横滨，曾朴讲风月有好话，老残还要跟器重他的昏官搞好关系，才能路见不平，而没有马上被抓，实际上作家（刘鹗）后来是流放新疆的。
鲁迅设身处地想像他笔下、他心中的小说，这个救世的文侠不仅批判官场，也批判民众，更批判当时的官、民相通之处——所谓国民性，而他这个人又常常不在租界，也不认识大官，那么具体的、现实的结果会是怎么样？
结果就是众人反过来痛斥、批判这个文侠，众人一起来鄙视、侧目、可怜、关心这个文侠出了毛病了，于是《狂人日记》就出现了。
你说大家都病了，不仅官场病了，民众也病了，结果大家就说你病了，而且最后真的把你医好了，也就是说你必须跟大家一起病下去。
这就是鲁迅的与众不同，他的深刻就像下棋比其他人多想了好几步、好几个层次。
《狂人日记》写于1918年4月，初次发表在5月15号第4卷第5号的《新青年》月刊，后来收入小说集《呐喊》。小说正文长短13段，长的有一至两页，短的一至两行。
其叙述主线就是“看”与“被看” ，也是钱理群他们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当中解读鲁迅的关键词组之一。
具体地说，就是主人公“我”看到自己被别人看。
“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根……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教我纳罕而且伤心。”
这种看到自己被看，有两种可能，第一，是自己神经过敏，有被迫害妄想，这是小说的写实层面，医生角度解剖病人。
第二，就是我的思维敏捷，看到了别人的好奇、关心、照顾后面，其实是窥探、干涉与管制。这个就是人伦道德关系的正反两面。
看似相同的“他人的目光”，冰心的“超人”最后会在他人的目光中感到温暖，鲁迅的“狂人”却是越来越害怕，他检讨自己：“我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
这其实是一个写的比较直露的比喻，象征打破传统，写实意义上就是损害他人财务。
四、鲁迅的不同之处：独异与庸众，吃人与被吃
“看”与“被看”，马上可以引申到另一组关键词，就是“独异”与“庸众”。因为我们看到主角就是一个人，看他的有很多人，很多人围观一个人，这是鲁迅小说后来反复出现的基本格局。
这是鲁迅与很多其他作家不同的地方，也是“五四”文学与晚清以及50、60年代“人民文学”不同的地方。
晚清小说批清廷官场，有意宣泄租界市民的愤怒，无形当中是站在士大夫跟百姓的立场，显然是一个以多对少的道德批判。
50年代以后写革命历史、农村土改，这是力图教育大多数的穷人，批判少数的富人和他的反动政治代表。
所以20世纪的中国小说只有“五四”这个时代，只有在鲁迅等少数作家这里，才会出现以少数甚至个别对抗多数的场面。
我小时候读鲁迅的《随感录·三十八》，里边写道：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而‘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
“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疾俗……
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
我当时大吃一惊，因为我从小受的教育，凡个人跟集体一对立，必定是集体对，怎么鲁迅会支持个人独异，来批判庸众呢？
今天人们把看与被看中的多数，比方说“朝阳群众”称之为“吃瓜群众”，已经渗透了鲁迅精神的遗传了。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狂人所害怕的，议论他的众人，不是坏人，不是官府爪牙，《狂人日记》里特别说明，“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 ”
换句话说，这些包围他的、要迫害他的人，本身都是被侮辱、被损害者，可是今天他们要围着狂人，这时狂人十分困惑，也使鲁迅十分困惑。
从看与被看的情节，独异与庸众的格局，便自然引出了更严重的一个主题，就是吃人与被吃。
吃人可以是纯粹象征的，（比如说）裹小脚，出于爱意，其实是伤害；婚姻不自由，《坟》里边（《寡妇主义》），寡妇恋爱的压力；鲁迅自己跟朱安的无性婚姻等等，都是实例。
但小说中的吃人，又有写实的一面，讲到狼子村不是荒年，怎么会吃人？意思是说，历史上确有饥荒食人现象；
还有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食了，请他们吃才算好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道德之一。
还有把敌人的心肝挖来吃，现代还有为美食、为营养，吃人的器官，比方说胎盘等等。
鲁迅从《狂人日记》开始，他的小说一定有象征、写实两个层面并行，但吃人主题更深一步，就是狂人怀疑自己是否也吃过人，被吃人也参与吃人。这是20世纪中国小说一种深刻的忏悔意识，之前少见，之后也不多。
看到社会环境，腐败官场在危害百姓，导致民不聊生，这是晚清政治小说的共识。
看到不仅官府有钱人，而且自身被人欺负的庸众、看客，也是这黑暗社会环境的一部分，这是“五四”文学的发现。
看到肉体压迫是吃人，礼教牢笼也可以吃人，连鸳鸯蝴蝶派也会抗议这种情况，但是看到害怕被吃的人们，甚至大胆反抗的狂人们，可能自己也曾有意、 无意参与过吃人，这是鲁迅独特的忏悔意识。
一个短篇这么多不同层次，这么复杂的容量，一起步，就把现代新文学提高到很高的水准，难怪后来几乎成为鲁迅创作的大纲，在某种意义上，《狂人日记》也是整个现代中国文学的总纲。
与看与被看，独异与庸众，吃人与被吃有关，下一期，我们要讨论鲁迅创作中的另一个关键词组——希望与绝望。下一期我们会从短篇《药》开始说起。
本集小说
初版：1918年5月，发表《新青年》月刊，后来收入小说集《呐喊》
使用版：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呐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本集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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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台北：麦田出版，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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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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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夏济安：《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许子东：《许子东现代文学课》，北京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2018
平心：《人民文豪鲁迅》，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
石一歌：《鲁迅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日］竹内好：《鲁迅》，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
［日］竹内好：《从“绝望”开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