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节目窦文涛、周轶君、马家辉谈春节陈映真的作品，马家辉谈到，陈映真作品对我这代文化人影响很大，窦文涛谈到，太敏感是不幸的，在家庭婚姻生活中钝一点会更开心。
窦文涛：《锵锵三人行》，基本上一年只有一次咱们都是红着出来，红男红女。必须得是红男绿女，对吧？你永远不能说是。
周轶君：对，关键绿色在哪儿就比较麻烦。
窦文涛：尽管男的现在基本上一半我看都染绿了。
周轶君：你知道过年为什么穿红色吗？
窦文涛：为什么？
周轶君：我还听我女儿幼儿园里她学回来的，说因为我们不是说一年年的怪兽吗？那个怪兽就怕红色，所以我们要穿红色辟邪。
窦文涛：那这可能是远古的时候怪兽怕火，是吧？
马家辉：很多版本，有一个说法是说，香港有一个说法年兽；另外，它不是怕，是喜欢，吸引它，然后你当时找几个人穿红色的，等于是那种叫什么，敢死队。然后，要远远把那个怪兽引走了，对，引开那个怪兽，救了整条村的人，我小时候听过这个说法。
窦文涛：所以，你看我不禁想起咱们那个过年讲这个2016趣味新闻里不有一个就说这个，买鸡蛋，结果发现鸡蛋里边有血丝，然后就找这个卖鸡蛋的，卖鸡蛋的说那母鸡来大姨妈了，鸡年。
马家辉：我是买鸡蛋的话，马上回他，那你不负责任，你不给它戴个卫生巾，应该这样。
窦文涛：对，那咱们文化人在一起，我也要吟诗一首，叫做什么。
周轶君：是吟诗吗？
窦文涛：叫衣锦还乡，就是回了家，现在衣服都紧了，衣紧还乡。
周轶君：都胖了。
窦文涛：叫瘦小离家胖了回，乡音无改肉成堆，儿童相见不相识，惊问胖子你是谁。
马家辉：对很多人来说很可怕，每次过完春节假期，从内地回来的年轻朋友都在比拼谁胖了两斤，谁胖了三斤的，每个都有这种噩梦。那香港倒没有，香港之前春节前一个月，香港政府我觉得真好的，不断那种在宣传，提醒香港市民，你吃煎堆，吃一个什么年糕、萝卜糕等于吃了五碗饭这样，所有的卡路里，所有热量全部告诉你们香港人。我觉得需要这么体贴吗？
周轶君：关键是你会听吗问题是？
窦文涛：真的，你们帮我断一断这个事儿怎么的，那天我们说2017每个人说一个关键词，对吧，就是表明你对2017年的愿望。家辉说了个赶快，是吧，玮婕说了个别急，这俩一对是吧？
周轶君：你们俩一起出去的吗？手拉手的吗？
马家辉：快快快。
窦文涛：我没说。
周轶君：那我只能说等等了。
窦文涛：你这行，你这行，你孩子都两个了，你还等。
周轶君：等等。
窦文涛：我就觉得，那天我犹豫，但是我没说，因为我还没下决心，我本来想讲两个字，就是放弃，不是对别的放弃，对这个肉成堆的放弃。因为我觉得现在随着岁数的增长，你知道吗？我这个减肥太辛苦了，你们看到我就很多人说你胖了，其实你们应该流泪的，你要知道我，因为你要这么去理解我，我20多岁，我应该是168斤的体重。但是，我常年保持在这个情况下，你得这么看，就是所以我现在要稍胖一点，那就已经是一个人何等的毅力已经维持到这个程度。
周轶君：关键我跟你，每次你唠叨你胖，我都说没有这个感觉，我们见过的胖子太多了，你就是自己看自己，你就是跟屏幕上。
窦文涛：看不见，知道吗？
周轶君：看不见不就完了吗？
窦文涛：谁说的，减肥我可不是为了……
周轶君：三人行里头桌子挡的最多的就是你了。
窦文涛：就是我现在犹豫就是说，家辉你说索性对有些事儿是不是就算了，我就做个胖子了，对吧？就是我该吃吃，该喝喝，爱怎么的怎么的，干吗呢，歧视胖子吗？
马家辉：没有，看你有没有受到伤害，有时候……
窦文涛：经常受到伤害，主要是自己伤害自己。
马家辉：不是，我告诉你，刚刚她说的是对的，我们看起来瘦瘦，中年腰围都有些不应该有的肥肉这样。然后，平常穿衣服收起来，有时候去演讲什么之后签名，有人过来拍照，女粉丝过来拍照，好喜欢。
周轶君：吸气，是吗？
马家辉：当然要吸气，拍照要挺，她一手插在你的腰。
周轶君：有吗？
马家辉：然后就算了，手马上弹开，好像大吃一惊。
窦文涛：一堆肥肉。
马家辉：对，其实她也觉得，可能觉得尴尬，不好意思，她没讲出来，可是你看到她表情，好像发现了你什么秘密。
周轶君：对，因为有个词叫做“爱的把手”，那个人跟你好，你的爱人不是会这么搂着你，是放手的地方，这是个把手。
马家辉：关键没有爱，我跟那个读者没有爱，手而且最伤害就是我说她的反应。
周轶君：她是摸到你钱包了。
窦文涛：他这不是把手，他这是杖手。
周轶君：你们两个大男人也太脆弱了，老想这些。
马家辉：有一次我有一位女读者那反应太强烈了，强烈到我还要倒过来安慰她，说不用紧张，不怕，肥肉而已，不咬人。你知道吗？就好像那个紧张到你想哭。
窦文涛：现在碰见女读者，你就应该学那些抗议希拉里的那些妇女们，对吧？抓回去，那只能让她摸你吗？
马家辉：她们摸我没事儿，我碰都不行的，我都这样，好像打地铁一样的，拍照基本上就是这样子，要么一个标准动作，手她过去，不要碰到肩膀，悬空，都是这样。
周轶君：没有白头发的80岁的老太太是可怕的，你们到了这个年纪，没有肥肉的叔叔是变态的，你要这样想。昨天还有观众给我留言说，周老师，你胖了，大概内分泌失调，我觉得那点没什么，就一乐而已。
马家辉：陈映真作品对我这代文化人影响很大
窦文涛：对，既然家辉讲到女读者了，对吧？我们的正题也该来到了，咱们春节特别节目对吧，书香门第，每个人推荐一本书，今天到了家辉。家辉，半集的时间也过去了反正，你推荐的书好坏所谓不大。
马家辉：不行，不行，要认真地讲，我推荐严格来说不是一本书，是套书，当然其实是想推荐个作家，叫陈映真。陈映真去年就是12月份去世了，那他简单来说就是在台湾长大的作家，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作家，很有批判力的，他对当时的60年代、70年代，甚至80年代国民党，然后也对资本主义不太满意。他觉得一定要有一个社会主义的统一的中国，这才是中国人的未来光荣等等。那他的小说，还有不说其他批判的文章，小说是对我这一代现在五字头以上的阶代，喜欢读文学类的书的文化人影响很大。到今天，像詹宏志、张大春，其实每个人都说我们心中有个小小的陈映真。因为他用文学，他觉得文学这是为了追求理想，文学是为了帮助受苦的人，帮他们说话。那我们就算后来没有做到，可是说心里就受到这股感召，所以我们这一辈的好多好多对于文学的定义、它的价值就是这样追求。所以，他的书我就想推荐。其中特别有一系列的小说是70年代末写的。
窦文涛：为什么是好几本？
马家辉：它就是这一套，陈映真作品集。
窦文涛：陈映真的这个《我的弟弟康雄》、《万商帝君》。
马家辉：那为什么文涛说好几本，因为这个我后来十年前碰到陈大哥，我特别要求他签名。我说陈大哥，你是我的媒婆。
窦文涛：咱们可以看看图片。
马家辉：我说你是我的媒婆。
窦文涛：这是《万商帝君》，其中有一本，你再看下边，家辉得念一下。
马家辉：因为这首先是1988年6月23号我太太生日，当时是女朋友，我送给她，我说美芝，生日快乐、永远快乐。那后来到了2009年，这是21年后碰到陈映真，我就请他签名，我说陈大哥，当时我在追我女朋友，这是我现在太太，就靠了这套书骗了她的。然后，当时一整套书好像一万多台币，20多年前。
窦文涛：你再看看这张照片。
马家辉：然后我就买了给他，我太太好感动。
窦文涛：这就是陈映真。
马家辉：对。
窦文涛：一看长得就像个理想主义者，是吧？
周轶君：对。
马家辉：社会主义乖巧。
周轶君：鲁迅的范儿。
窦文涛：反正起码是泡妞神器。
马家辉：没有，刚说到怎么样说话给人家听，人家会听了觉得你真了解我，经常有一句话一定说中。文涛，我觉得你这个人有两面性，有的时候碰到谁都愿意公开自己，跟人家交心。可是别人不知道，你往往其实把自己收的很紧，享受一个人的孤独，对吧？你一定觉得对，我对。
周轶君：说谁都说准。
马家辉：对。是不是这样？
窦文涛：太敏感是不幸的 在家庭婚姻生活中钝一点会更开心
窦文涛：所以这就是我说王蒙老爷子说话特让我爱听。因为我说我失眠，他就有一次跟我讲，他说你这个人的毛病就是太灵了，就是人不要那么样的聪明，还是就是钝一点的好。我听着高兴。
周轶君：王蒙老师我估计跟谁都这么说。
窦文涛：不，这个话是很有道理的。你知道渡边淳一还是村上春树，我忘了是谁说的。
周轶君：渡边淳一。
窦文涛：对，专门说过一个事儿，叫钝感力。其实你感觉太敏感了是不幸的，有时候钝一点，尤其是在家庭婚姻生活中，你会傻开心，更高兴一点。
周轶君：可是你觉得像陈映真这样的人，我其实特别想听你说说，我觉得他就是那种负担特别特别重吧？
马家辉：对。
窦文涛：背负着人类。
周轶君：它不是个灵不灵的问题，他就是那种责任感。
马家辉：当然，他有他个人生活上面很好玩、很幽默的一面，可是的确是，在追求社会主义嘛，特别在台湾后来整个变化。他是追求统一的，台湾的变化好像跟他期待有距离。像十年前他跟太太来香港，然后我跟我太太就是被我泡妞神器追到的太太，就送了一套书，花了一万多台币就娶到一个老婆。OK。
窦文涛：2500块钱吧。
周轶君：比越南新娘子低。
马家辉：后来当然娶了老婆之后，这辈子亏了不止两千万，大亏。
窦文涛：要知道谁是赢家。
马家辉：然后，话说回来，我请他们陈大哥夫妻吃泰国菜，喝酒这样，三个小时他就跟我讲，从列宁、马克思开始讲起，讲到中国的社会主义、未来这样。我到最后就说陈大哥先吃吧，这个生的虾蛮好吃的。
周轶君：先吃点资本主义的食品，再谈论这个问题。
马家辉：他就是背负他的理想，可是真正那是对我那一代的读书人非常感动。比方说我特别想讲里面其中一篇小说，叫《夜行货车》，晚上走的货车，是他一系列叫做华盛顿大楼那系列的短篇小说里面的。就是说当时70年代末期，资本主义在台湾兴起，台北，所以他描述整个转型，简单来说就是说在一家美国的跨国公司里面，男男女女，什么性、潜规则、什么婚外情都搞了。然后，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女的这是外省二代，父亲是国民党的人，逃去台湾，破落了，她出来工作。男的是本省，在台湾南部，去打工的。好了，闲话收题，到最后结局是什么，是一个老外的总经理喝了点酒，在年会里面就讲话，羞辱了中国人，然后那个男的就好生气，就站起来说，对不起，你欠我们中国人一个道歉，一个认真的道歉。然后，为了表示我这个愤怒，我辞职不干了，OK，就是这样。然后就跟着那个女的一起，本来那个女的怀着他的小孩，要去美国一个人，要分手了。然后到最后结局就是那个男的就跟那个女的说，你别去了，跟我走，我们回故乡去，南部是他的原乡，回去我们故乡。然后当时就有一辆夜行货车在前面走过，那个影像很奇怪的，永远这么多年在我心中，我总是希望找到一个女的有一天说，走，我们回去，不顾一切地回去。
窦文涛：那你得先让她怀孕。
马家辉：后来那个结果是我老婆说，家辉，跟我回家这样，就这样。所以，本来就像子东也要读一段，我要选一段，可是问题是我的普通话太好了，很多观众听力不太好，不太听得懂我的普通话。所以，我就委托、邀请不肯读我小说的文涛。
窦文涛：用这种方式绑架读一段。
马家辉：一定要读一小段。
周轶君：你读嘛，没关系的。
马家辉：他骂完那个洋人跑出去，跟他女朋友，走出去，从一辆计程车开始，很短。
窦文涛：你真的让我来替你读。
周轶君：你来读，他听得出情感。
马家辉：没有，听众那个听力很差的。
窦文涛：那我就衣锦夜读了。“一辆计程车邀请式的在他们身边迟缓地开着，詹益宏，就是你说这个男主角，詹益宏和善地向司机摇了摇头，那车子便一溜烟开向前去。在她沉默的望着远去的车灯时，詹益宏把她的右手拉了起来，把那一枚景泰蓝戒指套了上去。”
马家辉：最后两句很感动。
窦文涛：“她开始流泪，别出去了，这个男的他说别出去了，他安静地说，“跟我回乡下去”。
马家辉：对，我最喜欢这一段，很感动。
窦文涛：你跟你太太求婚是不是copy景泰蓝戒指？
马家辉：说起来惭愧，我到今天一个心里不舒服的地方，我们没求婚，然后结婚在台湾公证结婚，穿了牛仔裤，要两个证婚人，我在台湾没朋友，只有一个，还叫我朋友随便找个五毛人来当我的证婚人。没有戒指，好像去哪里借了一个戒指，很惭愧，我欠我太太一个很认真的婚礼。
窦文涛：说好了，咱今天这个承诺，到时候我们都去贺礼，你不是要借钱吗？你不用借，你要真给你太太来一个婚礼，我一定把你借的那个数给十分之一，是没问题的。
马家辉：好，那再结婚的时候，我一定请你。
窦文涛：别偷换概念，不是再结婚。
马家辉：都一样。
窦文涛：家辉，你为什么对这一段格外要挑出来情有独钟？
马家辉：没有，因为我当时80年代在台湾，在台湾读书、工作，真的看到一个资本主义的城市游戏的兴起，然后看到我身边好多台湾本土，从高雄、台南、台中去工作、读书的朋友，很不适应的。他们总是觉得我没办法，要来发展，要来这里，可是又觉得怪怪的，就那时候罗大佑不是有一首名曲吗，其中一句说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没有霓虹灯，就是描述当时的台北生活的人这样感觉。大家总是觉得我来这里，我总会回去的，特别当他们受伤，可能工作上面受伤或者说爱情情伤，就要回去南部疗伤止痛。因为可能你这样问，我倒是认真地想说，我们在香港没退路，那时候的香港，那时候跟大陆我们去旅游的机会没有今天的多，我们在香港对我来说就是我的故乡，就是我的未来，比方说我看到我台北的同学，情伤，他可以突然跑回高雄住一个月，家里会给你安慰、供养你吃喝这样，我们香港退路退去哪儿？
窦文涛：只有跳海一条路。
马家辉：对，没有办法。可能因为自己没有的，我更对这种可以走，我们回南部去就回乡的感觉嫉妒。
窦文涛：这么来的，家辉说的让我想起我们有一次我们跟文道到台湾拍一个节目，我觉得这个台湾你看都是华人社会。台湾和大陆它有时候感觉有点时空交错的感觉，比方说大陆现在到了一个什么，就是那些个留在北上广的人他们活不下去了，竞争又激烈，活不下去。那么，但是他有家乡可回吗？完全不是一个选项，因为家乡已经凋零破败，或者不存在那么一个家乡，是这么一种情况，河水、土壤都被毒化、污染了。但是，你看在那个时候的台湾，就早期资本主义的时候，有些人就出现这种乡愁，像他说罗大佑这种，就台北的这种都市化、霓虹灯，他感到不适应。但是，他受了情伤，他原乡还在。你像我们上次去台湾种稻米的地方，我们就会感觉到台湾的这个有些个农民，后来你跟他一聊，他跟咱们大陆那种农民不一样，他原来都是台北的工程师。所以我说你这就是陶渊明，现代陶渊明，他们很多就是台北的工程师，就是厌倦了那种都市的生活，自己回到乡村，当然人家的乡村环境也好。
周轶君：对，一个是这种真正乡土家乡，还有一个是不是你像读这种人，还是不是当年构建精神家园的感觉。因为我刚刚听你读，我就觉得他的东西好像首先触动你的是他的文学，因为我刚刚也翻了一下，他文字很有力量我觉得，就是他那个文学很感人。到其次，我不知道有没有注意过他主张的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其实所有的主义它划到里面都是关乎个人内心的精神的这个东西，就像我以前读张承志的东西，也没有在意到这个人主张什么，他有一套他自己的逻辑，还有他的散文也很好。首先你是觉得他的文字很有力量，给你一种精神上好像构建出一套，他有个清洁的精神，特别纯洁的东西。我不知道像陈映真是不是也给你这种感觉，精神的故乡？
马家辉：当然，这种文字上面的精神的召唤、理想主义的召唤，还有一点，假如我们阅读一个人的作品，那是那个作者本身做了什么。比如说他是被国民党抓过，坐了一阵子牢，据说是什么，年轻人十来二十岁出头，着急读《资本论》，结果，《读书会》、读《资本论》在台湾是禁书，结果序还没读到第二页被抓了，好冤。让我读完再抓好不好，读到第二页就抓了。
周轶君：香港是不是也禁左派的东西，好像香港1949年之后就一直禁书。
窦文涛：而且我跟你说，这里边真的是有一种错乱中的荒谬，你比方说他去世在北京，我们都知道，他跟咱们这边关系比较好，咱们比较认他。可是，至少我知道大陆有一部分学者后来就觉着跟他越来越谈不拢，而且他自己，不是他是认同社会主义，过去马克思、共产党这一套，可是，他后来他在大陆他看到这些改革开放，他对全球化、全球资本主义忧心重重。
周轶君：他的家园回不去了，他主张的那个精神回不去了。
窦文涛：就是说我本来是认你这头的，但是你这头怎么现在开始全球化了。
马家辉：它是这样，他后期的情况有点尴尬，可是说回前面的吸引力就是说他做了什么，除了因为坐过牢，觉得烈士、英雄。另外，他重出江湖80年代，除了写小说，办了个人间杂志，报道文学。其中一出来第一个事情是什么，当时有一个台湾的年轻人三包，原住民，当时叫三包，去台北打工。后来反正被雇主剥削，很生气，他把雇主一家五口杀掉，好像杀掉三个人、四个人，坐牢，好像要判死。陈映真带领大家做一个运动，因为他本身是教徒，很好玩，他是马克思主义者，对，然后说不要杀他，刀下留人，我们要理解他受到剥削，所受的压迫，我们要理解，要包容。
周轶君：其实故事放到今天也讲得通，那些富士康的我觉得也挺像这个感觉的。
窦文涛：就是他忧心的很多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