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不敢当。
窦文涛：行政会议召集人...
窦文涛：《锵锵三人行》，今天我们这里蓬荜生辉，真的生辉，全亮了。马博士有面子，给我们请来一位香港的大人物。
梁振英：不敢当。
窦文涛：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我想香港人当然对你都很熟悉，但是大陆观众有一些即便是不熟悉的，经常在电视新闻上，也对你这张脸也是熟脸了。
马家辉：因为很多角度可以从梁先生嘴中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梁先生是一个专业，对于房地产的问题，整个专业规划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期待听到一些事情。包括梁先生，特别这两年去很多不同类型的活动，包括谈美食，也是专家，我们可以懂得怎么好好吃一个东西。
窦文涛：我知道他还是一个养花、种草的专家。
梁振英：喜欢。
窦文涛：还是教育孩子的专家。那梁先生今天请你来，首先我觉得你身上是个有历史的人，尤其是可能对于大陆观众比较有人文感的会比较感兴趣。当年97回归之前，有一个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就是您，等于参与香港回归很多的重要工作。而且还有观众有问题，说行政会议，都说行政会议召集人，感觉是香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干什么的？有人把他比作外国的那种内阁，这个比方有道理吗？
梁振英：也可以谈一下，确实是比较特殊，在很多其他社会没有，在我们国家体制没有。这说明我们在一个国家里面两种制度，在香港的制度下面，我们政治体制有这个东西。我们严格来说，我们是什么呢？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行政会议，在基本法里面，你在行政体制或者政治体制这一章里面有一节，是行政长官，行政长官这一节里面有三段，是行政会议。所以我们是给行政长官干活的，意思就是说从社会上各个方面，由行政长官去聘，邀请各方面一些专家对社会上各个问题，譬如说医疗、规划、金融等等这些，有认识一些人在他身边，所有重要的决策都必须在行政会议里面做。
行政长官做这些重要决策的时候，他不能自己坐在屋子里面做，必须在行政会议里面做，也不是我们这些行政成员做的一些决定，而是行政长官在行政会议做的决定。
窦文涛：今天我们想请你揭揭历史的秘闻，因为从香港回归前后一直到现在，我想很多观众会感兴趣，您跟北京的高层互动当然是相当密切，但是您又是一个纯粹在香港长大的这么一个港仔，这个给你留下一个什么印象？
梁振英：开始的时候，应该说1984年开始参加回归的工作，一直到1997年，13年的时间里面，内地的变化很大，内地变化不仅是说经济发展，生活水平，而且观念包括官员的观念也有很大的变化。
窦文涛：能举个例子吗？
梁振英：比如开始的时候，1984年、1985年的时候，记者要采访他们，他们就比较拘谨，而且讲话不多，很严肃。后来慢慢习惯了香港这一套，就是官员跟新闻界之间这个距离可以大大的缩小，而且大家变成很好的朋友。
开始的时候，他们对香港的想法、要求，甚至对香港回归的种种有关的顾虑也不很清楚。到了后来呢，基本法起草的过程的末端，他们对香港的情况掌握的很清楚，绝大多数参与香港，我接触的，就是全部负责香港事务的官员，他们确实是非常爱护香港，给香港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马家辉：你说爱护香港，那相对的当时参与整个谈判的英国人的态度怎么样？我们都知道前一阵子，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趋势，1月22号，科里达去世。
窦文涛：我们可以看一下照片，马博士给介绍一下这个人物。
马家辉：是。
窦文涛：科里达。
马家辉：科里达是英国人，他在剑桥大学读完书，然后进入英国当官，主要在外交系统做的，他的中文还是在香港学的，先去新家坡然后来香港学中文，然后后来就从事外交了。
1967年，他在北京，北京当时不是有很多的运动嘛，还曾经有人放火烧英国大使馆，当时他被揍了，然后被关在，被保护等于是软禁在使馆区。一个月，后来收回80年代，他负责替当时的英国首相，他当时是负责英国的驻华大使来处理中英谈判，这个过程里面，他做了半年很重要的作用。我不晓得这个，梁先生一定非常清楚整个情况，据说当时的英国立场刚开始怎么样？香港有分香港岛、九龙半岛跟新界，新界是租的，其他两个地方是割让的。那我只还新界给你，我保留九龙跟香港，是打这种如意算盘。然后科里达说服了英国政府，说你别想了，你还了新界，留九龙跟香港没有用，不可能的事，你不如全部来承认那个要归还，可是归还的过程里面，我们怎么来好好处理大家的关系，包括香港人的关系等等，是这种情况吗？
梁振英：科里达是一个很务实的外交家，而且他是一个中国通，他对中国的情况，尤其是中国政府，中国领导人当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决心，他是一清二楚的。所以他跟当时英国首相，英国其他的政治家、外交官，持一个不同的看法，就是必须跟中国谈判，英国不能单方面自己说了算。
他有一句名言，旧时签的协议不是一个完美的协议，还是比没有协议好。那么至于基本法具体的内容，这个我们听了很多香港市民的意见，我们反复的两头跑，北京开会、香港开会，在香港听了香港当时六百万市民的意见，我当时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秘书长，我们有180个来自社会上各个阶层、各个业的委员。
马家辉：港式顾问。
梁振英：不，那是基本法咨询委员，有学生团体，街坊组织，请我我就去，就是听意见，很多现在回想起来，感觉有点天方夜谭，那个时候我们都经历过了。
窦文涛：什么天方夜谭？
梁振英：譬如说我们在中环听意见，很多来向我们表示意见的，谈一些比较抽象的。谈什么呢？自由、民主、法制等等这些，到居民点去听意见，讲一大段，人家就问你，梁先生你讲了这么多，我问你一个问题，什么问题？1997年7月1号，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第一天早上，我下楼买第一份早餐，用什么钞票？
窦文涛：这个有意思。
梁振英：用什么钞票，我说我们基本法草稿里面有，1988年，港币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货币，有流通、有兑换等等。那么人家就说，梁英，你这人太年轻。日本打香港的时候你没出生，1949年解放的时候你也没出生，告诉你政权一换，第一个事情就换钞票。他说1997年7月1号当天不可能用港币，肯定用人民币。
窦文涛：结果不但港币一直用到今天，而且今天香港的很多店铺都贴出来欢迎用人民币。《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窦文涛：刚才讲这港币的故事挺逗的。
梁振英：1988年的时候，基本法一搞出来的时候，确实大伙对1997年后，不管是一些比如抽象的民主、法制、自由、人权有兴趣，其实很多人对钞票很有兴趣。
窦文涛：没有人对钞票没有兴趣。
梁振英：我们基本法里面已经有了这么一段，但是人家没有信心。我说基本法有了，我们还是用港币，他说好，就算你用港币，谁发行港币？我说我们也有一段，在基本法里面都讲到了，原有银行可以继续发钞，其他银行可以得到特区政府授权，也可以参与发钞。那么人家说原有银行，现在说两家，一个是汇丰银行，一个是渣打银行，这两个可以发钞。
渣打刚去是英国银行，在香港还没有注册一个分行，那个时候没有。汇丰银行刚刚迁撤，就是把注册地从香港搬到伦敦去了，那么那个时候确实香港回头看，也应该讲说有点风雨飘摇。所以大伙问这个问题，这两家银行怎么办？你让人家发钞，人家也不一定发钞，我说没办法了，我说中国银行最近的业务做的越来越好，中国银行完全可以参与发钞，那个时候中国银行还没有上市，在香港这个市场的份额没有今天这么大等等，有些老百姓怎么说？他说中国银行发钞，鬼要。
窦文涛：鬼才要。
马家辉：广东人都说鬼什么，鬼什么。
梁振英：意思就是说没有信心，如果说收到三张钞票，一张是中国银行的，一张是汇丰的，一张是渣打的，那么首先得把中国银行这张花掉，这样下去慢慢中国银行的钞票就贬值，大伙就有顾虑。
当然到最后1990年颁布的基本法还是这样定，定了之后，从1990到1997年，7年的时间，这就是邓小平先生伟大的地方，1990年基本法颁布，我们还留了七年时间，把一些在基本法里面定下来的条文，怎么把它抽装起来，用七年时间去研究，所以1990年基本法颁布之后，当时的券务证券副主席和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主席安子介先生，他就振臂一呼，就成立一国两制经济研究中心，专门研究这类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课题，就是在什么情况底下，中国银行作为很大的一个稳定力量可以参加发钞，我们用几年时间去研究。所以到中银回归前发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保留一张中银发的钞票。
窦文涛：中国银行100元的。
马家辉：你这张是从那时候保留下来的？
梁振英：我就放在钱包里面，什么意思呢？尤其是我们在给社会做事情，有些事情比较复杂，一下子想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但是你把这个目标定住，然后一步一步往前走，总有可以找到好的、稳妥的解决办法那一天，我们当年做中银发钞的准备工作就是这样。
马家辉：刚才梁先生也提到，民主法制自由等等，一直以来这部分是蛮困难的，那这部分相对的，要非常依赖信心，因为你完全没办法看到，没办法看到说发钞、货币成不成功，经济效益怎么样？又经历着信心上面，像整个过渡期里面，当时回头看的确非常荒谬，用回梁先生刚才说的，天方夜谭的事情。像当时很多朋友讨论，我还记得很多女性朋友就很担心一个问题，你刚刚说7月1号，一定是男的问你关于钱的问题，然后女性朋友就问说，7月1号，家辉我们去铜锣环、中环那些商店，会不会全部变成友谊商店？还能买到什么LV。文涛，结果恶梦还是成真了，一样买不到现在，为什么？都给内地人买走了，香港人还是买不到，没有钱去买。
窦文涛：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我也注意到，梁先生好像在各种场合，还是讲一国两制到今天看是成功的。但是我就不知道，香港本地的人经常会猜测，就说你们这些香港高官跟北京中央政府的人，究竟关起门来是怎么说话的，是一种什么关系？
比如经常看特首又到北京，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去请示阿爷去了，有的人可能会说去请罪去了，我们很想知道这个内幕，你跟中方官员打交道也很多，你们关起门来聊天是怎么一个气场呢？
梁振英：回归前后，我们都做了很多，这是很大工作上的一个需要，坦白说也是一个挑战，什么工作呢？沟通的工作，中央、北京或者整个中国内地跟香港之间的沟通，另外往往两地的文化、观念有些时候坦白说，利益不完全一致，所以就沟通工作。这也是困难所在。往往到了内地，内地就说，你回去香港把这些观点给香港朋友介绍说明清楚，我们在香港碰到很多这样的要求，香港市民、政党说你们到了内地，到了北京把香港市民的要求说清楚，所以这个是我们工作很主要的一个方面。但是不管怎么说，比如说1997前一段时间，从譬如说1982年中英谈判到1997年15年时间，包括里面有五年的时间起草基本法，1997到现在13年的时间，13年的时间，沟通工作做的相当不错，现在两地之间相互理解这个水平比过去高得多了。
窦文涛：就你了解，真的说北京中央政府那边，没有向香港下指令，就是说你们必须要怎么怎么样，没有这样的事情吗？
梁振英：完全按照基本法办事，这个确实不仅是我们这样的人这样说，大部分市民都这样说，同时外国人他们也这样说。我记得前年，我带了一个团到美国纽约华盛顿，去谈一下回归十周年，2007年，回归十周年，香港的情况。我们每年都有一些团到美国去，也到欧洲去，说香港一国两制，我们怎么成功，基本法怎么落实，谁知道，美国的朋友们，不管是纽约的工商界或者是华盛顿政界，他们基本希望谈点别的。他们就觉得这已经是事实了，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了，谈别的吧，所以财富杂志曾经过去了，有个负面专题说香港之死，后来他们收回这个说法了。
所以2007年，我们去美国的时候，他们就很想谈一个新的话题，说香港回归的种种，香港一国两制的成功，这个我们都知道了，是一些事实。我们谈什么呢？中美之间尤其是在经贸关系上，香港可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起一个什么作用，他们对这些新题目感兴趣。
窦文涛：已经是展望新里程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窦文涛：刚才马博士都提出来了，您这个普通话就是一国两制的一个见证，你是怎么样把普通话，现在说的这么好呢？
梁振英：1978年，香港有一帮香港仔、香港女，组织了一个专业人士，促进现代化协会，那个时候国家就提出一个目标，四个现代化。我们这些律师、工程师、测量师、会计师等等，大概30人不到组织了这么一个会，我们的宗旨就是把香港一些专业方面的东西带到内地去，首先是深圳、广州、上海、北京，从南到北这样走。
我1978年参加了之后，就经常到内地去讲课，对象从来不是学校的学生，对象从来就是官员，谈外面一些市场经济的事情，头三年去讲课就讲广东话，还有人给我配翻译。
马家辉：还有打字幕。
梁振英：我心里面感觉很不好，所以有一次，我记得第一次用普通话讲，就是在珠海。事先把3个小时讲的内容，把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下来，然后请我一个同事是一个华侨，在北京长大，普通话讲的很标准，我请他给我念一边，录了音我就反复了听。
马家辉：好学生。
梁振英：听了之后，到了现场站起来，拿稿子念，念了三个小时的稿子。
马家辉：结果最后还是要翻译，结果弄了六个钟头。
梁振英：基本上听懂了吧，至少自己跨越了心理障碍，所以后来讲的机会就多了，1984年参加工作，到北京去开会，跟北京的委员们开会的次数越来越多，所以练习的机会多了，所以就讲了。
窦文涛：现在跟北京官员谈话已经不用后边站一个翻译了。
马家辉：还可以替其他人翻译，因为现在很多香港人还是讲不好，像我一样。
窦文涛：我觉得确实是两地讲话是有一个文化的不同。
